文｜吴泽源
《初步举证》由英国国家剧院（NTLive）出品，作为一部戏剧影像作品，在中国创造了惊人的票房成绩。上映前，媒体预测其票房不过一千万元左右，但在短短两周内，它的票房已接近三千万，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5分。
虽然没有做过具体考证，但这个9.5评分，或许是院线片历史上的最高分吧？这一切表明了我们文化市场对无可争议的好作品依然充满需求。即使该作品的形式不同于传统电影，甚至主演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并不那么知名，只要它的主题能引发共鸣，品质出色，优秀的作品总能获得闪光的机会。
《初步举证》与当今的电影作品相比，也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尽管现代电影可能触及严肃话题，且态度直白无畏，但往往因为考虑到注意力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加入了一些让观众分心的元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观众的观影体验。
然而，作为一部戏剧，尤其是一部女性独角戏，《初步举证》在形式上的优势不言而喻。戏剧艺术天生简约，这让作品能更纯粹地专注于文本和议题本身，而不是让表面噱头和外围因素左右主旨。而独角戏的形式，也为观众减少了对异国语境的理解难度，能够更加专注地与主人公共情。
这种形式对于主演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幸好，朱迪·科默无愧为现象级演员。在接近两小时的演出中，她引领着整个剧情和情感节奏，让观众始终感受到紧张的情感张力。除了担任女主角外，科默还肩负起了故事叙述者的角色（为其他角色“配音”），舞台道具的调整（在表演中自己调整布景和道具）以及现场造型师的职责（自己更换服装标示时间与场景的变化）等多个角色。她能如此出色地完成这些任务，同时又没有影响到表演的核心感染力，科默的演技功底、爆发力和身体能量都令人惊叹。
苏茜·米勒的剧本同样非常出色。《初步举证》采取了鲜明的两段式结构：在前半段，主人公泰莎自信满满地扮演着司法系统的捍卫者，坚信法律是真实的，客观真实则不存在。作为辩护律师，她对待女性性侵受害者冷酷无情，只依照法律框架行事，而这一做法她并未作出任何反思。
但在影片的中段，泰莎自己成为了性侵案件中的受害者，这一事件让她在权力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巨大逆转。她原本对这个她赖以为生的系统充满信任，认为每个人的权益都能在其中得到保障。然而，当事件发生后，她才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在性别权力的秩序中是多么脆弱，亲身体验了女性性侵受害者在司法诉讼中的不公。
泰莎的转变过程，本可能让人觉得是咎由自取。影片前半段，她的表现宛如斯科塞斯电影中的有毒男人，突破第四面墙，肆无忌惮地向观众输出一些带有犬儒主义的观点：世界的秩序就是如此，要么利用它，要么成为牺牲品；作为律师，我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来者不拒，不做价值判断，不掺杂个人情感，因为我信任程序的有效性，如果个体与程序发生冲突，那只能说明个体有问题。
然而，米勒并没有完全将泰莎塑造成冷血无情的“坏人”。通过一段家庭场景，她揭示了泰莎工人阶级的背景（母亲是家庭主妇，兄弟是酗酒者），这种设定让观众能够更好理解泰莎的内心变化。作为一个出身中下阶层的女性，泰莎试图通过努力实现阶级跃升，社会系统也确实回馈了她的努力，让她成为了屈指可数的律师，过上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如此个体，怎能不对现有社会系统心怀信任？
然而，当性别问题出现在女性身上时，她们会发现，不论她们的社会身份如何，依然是弱势群体。在性侵案件进入法庭时，面临辩护的不是大多数男性加害者，而是大多数女性受害者。媒体和公众舆论也往往要求找到所谓的“完美受害者”。这些现象都指向了司法程序和社会舆论在性别问题上的不公。
苏茜·米勒在这一问题上直指本质：涉及性侵的法律条文大多由男性制定，因此不可能真正考虑到女性受害者的处境和感受。一代代女性的创伤无法在这些条文中显现，而“完美受害者”的概念本身也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定义。因此，每位女性性侵受害者在这个系统中辩护时，都会感受到深深的无力感。
在剧终时，泰莎与朱迪·科默直接与观众互动，号召改变。虽然有些观众认为这部分内容显得过于说教，但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从狄更斯的小说到肯·洛奇的电影，再到疫情期间由朱迪·科默主演的电视剧《援助》，英国的艺术作品一直具有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它们不满足于作为艺术品供鉴赏家品评，而是直接向社会提出明确诉求。
泰莎与观众的互动，为《初步举证》赋予了开放性和希望，也为在场或银幕外的每位观众提供了自省和觉醒的可能性。某些作品可能注定孤立等待历史的发掘，但像《初步举证》这样的作品则不甘落后，力求在当下产生强烈影响。
面对像性别不公这样的紧迫社会议题，我们迫切需要这种作品，因为在每一分钟、每个角落，总有人成为这种不公秩序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