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进入战犯管理所后，轻松地制服了他的两个“对手”——徐远举和周养浩。他的手段很简单，但却十分有效：通过让这两位“老朋友”吃他的嘴短、拿他的手软来达成目的。
在沈醉没有拿出美食和金钱之前，徐远举嘴硬，周养浩也很刚烈。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在监狱里，唯一让我感到困扰的事，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关在一起，他们总是讽刺我，说我卖友求荣。特别是徐远举，脾气一直暴躁，每次见到我，他总是怒视我，言辞犀利地说：‘你怎么背叛了我们，居然也被关起来了？怎么没有给你什么职位当当？’”
徐远举的言辞更偏向讽刺和辱骂，而周养浩则直接动手。记得有一次，沈醉没有注意到周养浩，结果他趁机拿起一只小板凳砸向沈醉的脑袋，仿佛要让他明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幸亏宋希濂眼疾手快，及时挡住了这次攻击，才让沈醉避免了在昆明陆军监狱受伤，最终没有让“万朵桃花”提前绽放。
其实，不论是周养浩还是徐远举，单独与沈醉对抗，他们并不是沈醉的对手。沈醉是戴笠亲自培养的“军统四杀手”之一，早在十九岁时便开始拿着毒竹刀暗杀叛徒，身手非同一般。戴笠曾向蒋中正推荐沈醉做保镖时，曾经说过：“年纪虽小，但非常成熟稳重，办事认真，能干，左右手都能射击。除了射击，沈醉还会开车、开摩托、开汽艇，会照相、游泳，国术也有基础。”而当时的“国术”可不是今天所说的花拳绣腿，尤其是军统特务习练的武技，更是直指致命要害。
到了1956年10月，当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战犯被调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他们之间的矛盾早已烟消云散。沈醉在回忆中提到，周养浩曾抡起板凳攻击他，但最终他通过分享美食、衣物和耐心的解释，成功让这两人消除了敌意。“卢汉控制了机场，你们也无法逃往台湾，况且你们对昆明的情况一无所知，贸然外出很可能被保安团抓住并杀害，不如跟我们一起参与起义。”沈醉这样劝说他们。也许徐远举和周养浩并不完全相信这些话，但他们已经不再与沈醉作对，甚至在分享沈醉的食物时，神情放松，心情愉快。
回忆起他们在军统的关系，沈醉认为与徐远举非常不错。徐远举是湖北人，与沈醉同是“大同乡”，沈醉是局本部总务处的正处长，深得戴笠信任，因此经常为徐远举说好话，也为他在戴笠面前争取到第三处处长的位置。周养浩与沈醉的关系虽然不如徐远举亲密，但由于沈醉是戴笠亲自提拔的得力助手，周养浩始终视沈醉为“自己人”。周养浩的妻子与沈醉的妻子是结拜姊妹，因此周养浩和沈醉也算是半个连襟。
在一段时间的分别后，沈醉被送到白公馆，与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重逢。“当我被送到楼房时，徐远举和周养浩等人都喜出望外，围过来问长问短。他们几个月前就被押到重庆，我当时本以为他们会被公审镇压，没想到他们还活着，我感到无比欣慰。”沈醉继续回忆，“徐远举见我带着一盒点心，立马高兴地抢过去，说：‘这真不错，今天是我的生日，竟然有人送来点心！’”
沈醉自云南起义后，一直享有不错的待遇。那时，他是坐飞机从昆明被送到重庆的，飞机上提供丰富的点心与饮品，沈醉也小心翼翼地带上了不少点心。到了重庆，他与徐远举和周养浩的见面，除了问候，还与他们分享了这些点心。尽管徐远举和周养浩心思复杂，但他们早已习惯了沈醉带来的好东西，甚至一度期待与沈醉的每次相遇。
尽管徐远举和周养浩曾在军统特务生涯中颇有名气，但沈醉在用行动和人际关系上的巧妙手段早已让这两位投降。虽然徐远举和周养浩在军统里颇有影响力，但真正能亲自动刀、亲自“拿人命”的，只有沈醉一人。倘若真正动起手来，沈醉在军事行动中的经验使得徐远举和周养浩在单挑中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然而，有一个人沈醉是既惹不起，也打不过的——那就是刘安国，原名文强。这位黄埔四期毕业生，曾在川军监狱杀掉一个江洋大盗，沈醉和他单打独斗，未必能胜。这个曾在多个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人，沈醉面对他，依然感到无比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