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晚间，纪录片《船山先生》第四集在湖南卫视播出。随着第四集的播放完毕，也意味着这部《船山先生》播放完了它的所有内容。我们可以基于全部四集内容，整体聊一下这部纪录片了。
《船山先生》的前三集，主要讲述的是王夫之的生平，到了第四集，讲王夫之去世之后，百多年间，他的著述和思想，是如何传播，经过哪些人和哪些方式传播的。如果把这部纪录片当作人物生平传记的视频内容来看待的话，它的质量还是过关的。如果我们有更高要求，则《船山先生》无法满足观众们的要求。
我在介绍这部纪录片定档的文章当中曾聊过，要创作好王夫之的纪录片，有至少三个技术上的难点。第一个，是王夫之吃啥喝啥，换言之，便是王夫之靠什么生存。第二个，王夫之和朝廷之间的关系，对立、合作等等，都需要讲。基于《船山先生》的四集内容，它解决好了这两个技术难点。观众们基本上可以通过纪录片，看清楚这些内容。
第三个技术难点是，王夫之的思想，到底是哪些思想，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那些名人们，这些思想的传承关系是什么。《船山先生》在第四集的内容当中，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意识，想要把这个讲一讲。但是，这部纪录片的创作者们毕竟水平有限，他们没有把这事儿讲清楚。而不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其实意味着王夫之思想的研究，连个皮毛都没有实现了。
在第四集的内容当中，讲到了王夫之和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的关系，讲到了和谭嗣同之间的关系，讲到了和杨昌济的关系等等。但是，这些“讲”，都只局限于关系层面上，没有到达真正有效的学术传承上。纪录片当中反复讲“经世致用”思想在湖南人身上起到了作用。这个讲法，太空泛了。
对于并不了解王夫之的观众而言，看完了这部纪录片之后，只记住了王夫之是大儒，王夫之的思想好。但是，王夫之的思想到底好在哪些地方，观众们说不出来。因为纪录片作品当中，也没有说出来。这是咱们当下很多古人传记类的纪录片都会面对的问题，会依靠史料记载讲名人故事，但是，一旦要讲名人的思想内容是什么的时候，就捉襟见肘了。
王夫之的思想不好讲这事儿，也不能怪这部纪录片的编剧和导演。要怪罪，就怪罪咱们现在还没有现成的、可以用的王夫之的思想研究著述，尤其是当代学者的著述。很多资料平台上都讲了，王夫之著述近千万字。要把王夫之思想研究出来，就得读这么多的资料啊。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没法读这么多的文字。做纪录片的，当然也不会读多少。
反观国内研究古代思想的学者，本身就不多。王夫之思想，无论在全国，还是在湖南的高校当中，都属于偏门。在王夫之思想研究领域，有真才实学的当代学者，也没几个。这种情况之下，《船山先生》的纪录片当中，也就只能说一些互联网上有的内容了，无法说出更多原创性的内容、学术建设性的内容。
其实，明清大儒们的思想，如何传承给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他们之间，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到底是哪一千条和一万条，咱们的学术著作当中是已经有学者认真阐述过的了。比如说，我印象当中，余英时先生在他老人家的全集当中，便有很多篇章讲明清大儒们建树起来的儒学思想，如何传承给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具体是哪些传承，都有学术论证。明清儒学直接给革命派思想做思想基石，这是很多学者以前都注意不到的。
《船山先生》的纪录片，如果能够在第四集的时候，把叙事重点落脚在明清儒学的大成者王夫之，如何影响近现代思想上，尤其是出现了哪些具体的影响上，那这部纪录片就很上档次了。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纪录片的创作者们没有认真讲这些。是读书不够？还是碍于“尺度”限制？明清儒学和近现代的革命思想之间的传承关系，真心应该认真讲一讲。不然，很多不读书的小伙伴们还以为儒家就是给封建王朝洗臭脚的呢。（文/马庆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