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部影片让她站上了奥斯卡的舞台，然而，她却无法踏上回国的土地。在东京，没有影院愿意放映这部影片，电视台不敢播出，就连电影海报也无处可贴。这不是一部虚构的恐怖片，而是一部真实记录她亲身经历的纪录片——她如何报警求助，如何遭受性侵，又如何被社会沉默所吞噬。
这部名为《黑箱日记》的纪录片，导演与主角都是伊藤诗织。它已经在全球60多个国家上映，唯独她的祖国日本，对它紧闭了大门。伊藤曾坦言：“对我来说，这部片子能在日本上映，比获得奥斯卡奖还要重要。”但现实却是，她连在日本影院售出一张电影票的资格都没有。
她选择将那个未被揭开的“黑箱”公之于众。
提名加身，却难归故里
2024年，《黑箱日记》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单元。制片人阿奎林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部影片的拍摄难度并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它在日本“无处可放”。
影片真实再现了伊藤诗织的遭遇：性侵、报警、调查被撤销、媒体失声、社会冷漠。这些情节让全球观众感到震惊，但在日本，这部影片却连海报都无法张贴。
据澎湃新闻报道，《黑箱日记》拍摄完成后，制片团队曾联系过至少15家日本本土发行公司，但无一愿意接手。其中两家公司直言不讳：“这是政治性内容，存在法律和民意风险。”换句话说，真相太过沉重，他们承担不起。
然而，这部影片却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包括法国、美国、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巴黎，一位观众看完影片后含泪留言：“她不是受害者，她是幸存者。”但在东京街头，人们却无法看到这些画面。
不是日本没有影院，而是无人敢放映这部影片。东京某影院经理对导演直言不讳：“你这部影片一旦上映，我们将面临电话、邮件、社交舆论和商业伙伴关系的多重压力。”一部电影竟能让影院陷入“危机公关”的境地，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日本观众若想揭开这个谜团，除非他们走出国门，亲自观看这部影片。这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问题。伊藤诗织曾说过：“在日本放映这部片，比获得奥斯卡奖更重要。”
她在全球各地领奖，却无法回国观看影片的首映。
黑箱中的东京之夜
2015年4月4日晚，东京的一家居酒屋内，伊藤诗织刚从华盛顿留学归来，应邀参加日本电视台的面试。面试官是山口敬之，当时东京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的社长，也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
当晚的聚餐逐渐演变成了酒局，最终伊藤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被送入酒店，醒来时已遭受性侵。她报警求助，但警方的第一反应却是：“没有暴力证据，无法立案。”
警方还告诉她：“这类案件几乎没有胜算。”伊藤自费4000美元获取了宾馆的监控录像，并带着录像前往警局。案件终于立案，调查也随之展开。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逮捕山口敬之的那天，上级却突然叫停了行动。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案件。
伊藤拒绝沉默。2017年，她召开发布会，实名指控山口敬之。但日本主流媒体却集体沉默，只有外国通讯社对此进行了报道。
她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黑箱》。这不是隐喻，而是现实的写照。她说：“我看到的整个司法系统，就像一个黑箱。”
黑箱的含义就是：受害者对案件进展一无所知，证人不知道自己的证词是否被采纳，媒体也不清楚该不该报道。
但这个黑箱里装着的却是真实的夜晚：东京、居酒屋、宾馆、性侵、沉默、审查、放弃。这一系列事件接连发生，却连一个镜头都无法带出黑箱。
她决定成为那个第一个拉开黑箱的人。即使这个举动会让她失去原有的职业、朋友、故乡和居所。
她只是想澄清：那一晚，她不是“误会”的受害者，而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
这一年，她背负着一切前行
纪录片拍摄完成，奥斯卡提名也收入囊中，但导演却失去了自己的家。伊藤诗织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透露，她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登山包、一个装锅的塑料袋和一块瑜伽垫。
她没有固定的住所，也没有稳定的收入。亲戚朋友与她断绝了联系，单位拒绝聘用她，网络上每天都有人攻击她的照片、名字、家族和过往生活。
她曾住过香港的青旅，在巴黎的机场过夜，躲在北海道的小旅馆里，也在出租车后座哭过整整一晚。
在拍摄纪录片期间，她随身携带两样东西：一台旧电脑和那段宾馆监控视频的副本。她说：“我害怕这个故事再次消失。”
因此，每一场国际放映她都会亲自到场，因为那是她唯一能发声的地方。在平遥、圣丹斯、韩国的釜山，每一场放映她都坐在台下，等待观众的提问。
她从未回过东京，没有上过日本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也没有在地铁站看到过自己的电影海报。
她拍摄的不是一部普通的纪录片，而是这个国家沉默的系统。
2023年，杰尼斯事务所爆出创始人性侵未成年练习生的丑闻。长达六十余年，近400人受害，但案情曝光后，仍有日本媒体保持沉默。
伊藤说：“我们不能成为受害者，更不能成为旁观者。”
黑箱依旧存在，但她已经将自己所经历的那一页撕下，挂在了世界的电影屏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