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剧《风筝》能够与经典之作《潜伏》并驾齐驱，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便是：该剧诸多台词竟能在军统特务的回忆录里寻得原句。比如，戴笠“探望”郑耀先之际，说出有人欲“端他的锅”，这番话实则是戴笠对时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部督察处长、东北行营督察处长的文强所言。
文强在其所著的《戴笠其人》一书中，原原本本地记录了戴笠的话语：“我整日在外奔波操劳，一心只为国家和校长，却未曾料到有人会趁机捣乱，落井下石，妄图端了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
《潜伏》在紧张刺激的危机情节中融入了温情元素，而《风筝》则凭借其真实感与厚重感脱颖而出。郑耀先坎坷的后半生甚至可以用惨烈来形容，而他之所以命运多舛，与他的“断线”有着直接关联——在隐秘的战线上，特工一旦与组织失去联系，基本就等同于死亡。即便能够侥幸存活，也必须历经严格的审查，而要证明自己的身份，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郑耀先对组织毫无怨言，他深知这是特殊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哪个阵营，“失联特工”最为明智的选择便是保持沉默，默默度过余生。
郑耀先化名“周志乾”，在“山城公安局”担任档案管理员一职。所谓的“追寻影子”，不过是他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罢了——众人皆知影子潜伏在延安的关键部门，按照常理，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山城。
倘若不是韩冰阴差阳错地来到重庆，那么郑耀先或许会与中统特工、代号“剃刀”的林桃“平安无事”地度过下半生——凭借他们丰富的经验和伪造履历的高超本领，在那十年里，恐怕也不会有人轻易去动他们。即便有人有所动作，也不过是走走过场，顶多换个工作而已，被抓起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抓影子”成为了郑耀先心中的执念，倘若没有这个执念支撑着他，他的后半生或许会过得平安，但也会索然无味。只要等到郑介民前来“唤醒”他，并将潜伏的特务全部交由他指挥，那么他自证身份的机会便来了——即便他只是“军统六哥”而非“风筝”，交出潜伏特务名单，那也是大功一件，“将功赎罪”绰绰有余，当个文史专员也并非没有可能。
我们细细研读《风筝》电视剧以及小说原著，便会发现郑耀先这只“风筝”断线的时间，正是在抗战刚刚胜利之后，也就是1946年左右。他之所以断线，是因为派他打入敌人内部的那位领导遭遇了不幸——电视剧中说是患病，这其实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事实上，在1946年，应该有许多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都断线了，因为当年主管他们的那位领导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
郑耀先最后向副部长钱大姐和山城公安局长陈国华解释道：“我受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委派，于1932年打入敌人内部，代号风筝。”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通过郑耀先这句话中所提及的机构名称和时间点，立刻便能判断出他断线的根本原因：1932年，政保局局长究竟是谁？1946年前后，这位领导又身在何处？
红军长征之前，中央苏区的位置大家都十分清楚，更清楚的是在1931年到1934年间，郑耀先等对敌工作人员都归“政保局”领导。“政保局”也有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但一号负责人却始终未变：1931年7月，苏区中央局委员邓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同年11月，邓发又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像郑耀先这样数量稀少且级别极高的潜伏特工，知晓他真实身份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可能只有政保局局长邓发等少数几人有资格接触到“风筝群”的资料。
在战争年代，牺牲的概率极高，尤其是在长征时期，政保局局长邓发也不得不战斗在枪林弹雨的最前线。他先后担任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尤其是担任中央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期间，他便是为大部队开路打前锋的。这说明当时的政保局干部，都已经转变成了野战军干部。
红军长征期间，大量指战员牺牲，能够走到延安的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所以郑耀先的名字，或许就只有邓发一个人知晓了——档案材料在长征途中都被埋藏起来了。
埃德加·斯诺在延安见过邓发，并将邓发的形象记录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他身材中等，看上去力气并不大，所以当他走过来，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时，我没有想到他的手像铁钳子一样有力，不禁痛得往后退了一步。我后来注意到，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般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丝毫不失轻巧矫健。”
郑耀先的枪法，或许就是跟邓发学的。曾志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邓发我早有耳闻，却一直未曾谋面，这次经彭老总介绍才得以相识。邓发的穿着十分普通，但显得精神抖擞。有一天，下了大雪，路不好走，只好停下来歇息。邓发要去打猎，我便跟了去。斑鸠、野鸽子成群结队地在雪地里觅食，黑白分明，一目了然。邓发枪法精准，有时一枪能打中三四只，所以一个多小时就打了一大串，晚上大家便聚在一起美美地享用了一顿百鸟宴。”
斯诺对邓发还有另外一个称呼，但我们能叫，他却不能叫，因为那样不够尊敬。更令人惋惜的是，1946年4月8日，邓发和博古、叶挺、黄齐生等人一同返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吕梁市兴县黑茶山遇难，年仅四十岁。
倘若邓发没有因飞机失事遇难，那么许多派往敌营的地下工作者就不会断线——这也是当时特殊战线经常出现的情况：潜伏的第一原则就是保密，而秘密自然是越少人知道就越好。像郑耀先这样潜伏级别极高、在敌营位置也相当高的地下工作者，资料只有邓发掌握，也是理所当然的。
《风筝》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融入了厚重的历史元素。倘若让我们直接翻阅史料，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索然无味，但是通过谍战剧回看历史，却能引人入胜。
细节决定成败，《风筝》的绝大多数剧情都与历史高度契合，尤其是郑耀先的后三十年，有些不太好言说的事情，一看电视剧便一目了然。
通过郑耀先这只“风筝”的断线，我们在探寻真相的同时缅怀先烈，这也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情。将史料与剧情联系起来，或许我们还能理解郑耀先当年的无奈：直接领导已经遇难，他的档案有没有保留下来也是个未知数。如果他贸然公开身份却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明人，他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鬼子六”，会不会在公审之后被押赴刑场？
实事求是地说，郑耀先潜伏得实在太出色了，出色到连他自己都分不清自己是天使还是魔鬼，别人又怎么可能相信他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红色特工呢？
郑耀先长时间以周志乾的身份在山城公安局以“留用警”的身份工作，这也是他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如果袁农和韩冰没有调到山城，那么郑耀先的人生轨迹肯定会发生改变：只要他安然活到1978年，随着埋藏档案被发现，他即便被发现也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即便他只是军统六哥而非风筝，也未必会被抓起来。
形势已然发生了变化，郑耀先再抓影子韩冰，似乎意义已经不大了。这也给读者诸君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政保局局长没有因飞机失事遇难，郑耀先找到他是不是就安全了？郑耀先证明了自己“风筝”的身份，是否还能继续留在反特战线挖掘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