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她的美丽是一种困扰。
1951年，《护士日记》上映，观众们纷纷涌进电影院，只为了看到一个人——王丹凤。并非因为她的演技，也并非因为影片的故事，而是那张脸。
当她出现在银幕上时，整个电影院瞬间安静。她身着医生白衣，手握听诊器，短发整齐，眼神清澈而坚定。她没有依赖配音自己演唱《小燕子》，观众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这种美丽——既不做作，也不媚俗，温柔的同时却又充满力量。她深知，这份美丽可能为她带来麻烦。
两年后，她在长春拍摄电影。某个早晨，剧组突然宣布停工，原因是要等通知。有同事悄悄告诉她：“你被点名了，大家说你太突出，得小心了。”她没说话，收拾好行李，把所有的工作安排都取消了，然后回到上海。那段时间她关上了门，闭门不出，半年没有接拍任何戏，没有人告诉她具体原因，也没有人来找她解释。但她明白，这不仅是“不公平”，而是行业的规则。
她没有抱怨，没有反抗，静静地在家缝衣服、读书、学习俄语、练习毛笔字，外出时她穿上素净的衣服，从不涂口红。面对采访时，她坦言：“演员是国家的器材，坏了就得修理，不修就换。”她自认是那个“坏了”的器材，聪明不是表现出来，而是藏在心里。
同一时期，一些同期出道的女演员不是远走他乡，就是因为“病休”而消失，唯独王丹凤依然留在了娱乐圈。她的坚韧没有人知晓，但她坚持了下来。
1948年，《遥远的爱》上映，王丹凤在其中饰演了一个配角——高淑贞。那时，她年仅24岁，容貌惊艳，正是最适合扮演女主角的年龄，制片人也曾提议让她担任女主角，但她却婉言拒绝了：“周曼华才是合适的人选，我来演高淑贞。”她并非没有渴望成名，而是深知成名背后的意义和代价。
拍摄期间，她总是最早到达片场，静静地站在摄影机后，观察周曼华的每一个表演细节。午休时，她常常在角落里默默练习台词，几乎没有声音。当有人问她：“你不怕永远演配角？”她答：“怕，但更怕无法继续演下去。”那时，她第一次意识到，真正的风险不是没有名气，而是名气太大。
1950年代，她接下了《红楼梦》中的薛宝钗角色。当时，许多人反对，认为她既不够“冷静”，也不像传统的薛宝钗。甚至连道具师在茶水间都议论：“她没那个气质。”她听到了，却默默无语。
在拍摄“金玉良缘”那场戏时，她穿着粉色绣衣，站了整整八小时，忍受着口渴和脚底的水泡，始终不换鞋、不喝水。导演喊停时，她仍旧站着，坚持说：“刚刚的状态还不对，再来一次。”第三次时，眼神、语气、呼吸都完美到位，导演才点头，宣布收工。
剧组对她刮目相看，但观众却并不买账。影片上映后，许多信件涌来，批评她破坏了宝钗的形象，认为她过于“媚”。她认真读每一封信，用红笔标记出关键词，并贴在书桌前。她冷静地说：“这些不是侮辱，而是教材。”
她主动要求饰演工人、护士或纺织女工，毅然放弃旗袍，换上粗布衣。那时，拍摄的工厂场景真到让观众误以为是一部纪录片。她用十年的时间，努力抹去“美女”标签。
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柳和清第一次见到了王丹凤。他是富家公子，穿西装，开吉普车，言谈间夹杂着英文。饭桌上，他始终沉默，只看着她夹菜，她夹什么，他便夹什么。她低头，他盯着她的筷子，突然开口：“我不是喜欢你，是想娶你。”她没有笑，也没有回应，而是淡然地说：“你先别说，五年后再说。”她不是羞涩，而是在评估对方是否足以陪伴她一生。
五年间，他给她写了上百封信，她每封信都回复，但从未表露喜欢之情。朋友曾问她：“你是在吊着他吗？”她答：“我在看他值不值得我为他赌一生。”第五年，她终于在信中写下：“你还没走？”他回信：“我还在等你。”于是她答应与他见面。
婚后，两人各忙各的，她拍戏，他忙事业。她从不查岗，也不追问，他曾问她：“你信我吗？”她答：“我信你自重。”在拍《护士日记》时，因为家里经济紧张，他并未提起，她悄悄增加了两场戏份，将片酬悄悄交给婆婆，说是奖金。她从未大声说过爱，但每一个细节里都渗透着浓浓的深情。
当时，有人劝她：“你那么美，为什么要束缚在一个男人身边？”她答：“这不是束缚，是我自己的选择。”
一次饭局，她刚坐下，便有熟人低声劝她：“快点把关系划清楚，不然也保不住。”她淡然一笑，没有动筷子，只是问：“是谁定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