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初冬，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内，空气混杂着消毒水与中药的味道。
林洙一手端着刚熬好的药，一手扶着昏睡的梁思成坐起，试图让他多喝几口。
男人干裂的嘴唇抿动了一下，似乎还剩最后一丝力气。
就在这时，他微微睁眼，望向病榻边的老友陈占祥，轻声说了八个字：“这些年，多亏了林洙。”
这句话，像是对长年照料的认可，但在林洙听来，却像是感谢，而不是爱。
那一刻，她明白了，这段关系，从头到尾就是她一个人的坚持。
1962年冬，61岁的梁思成迎娶了34岁的林洙，这场“差距过大”的再婚，引爆了建筑界和文坛的一场舆论风暴。
熟识他的人惊愕、好友写信断交，连林徽因生前的闺蜜也公开表达不满。
梁思成不语，他始终以学者姿态生活，对家庭与情感问题讳莫如深。
但林洙知道其他人都说她是靠攀附丈夫重回体制内的女子。而且她的前夫死于抑郁，关于“无情弃夫”传闻一直缠绕着她。
而梁家的子女呢？梁再冰搬出家门，留下的话只有一句：“这不是我能接受的婚姻。”
林洙没有哭，她告诉自己：“我来，是为了照顾他。”可她没想到，这一照顾，就是十年。
清晨五点，老北京冬日寒风凛冽。林洙裹着厚棉衣，挤出厨房，左手拎着煤球，右手端着煎药的砂锅。
梁思成的风湿加重，冬天膝盖僵硬肿胀，痛不欲生，林洙便学起热敷、推拿，甚至自己掏钱买膏药，却从未换来一句“谢谢”。
更讽刺的是，她从未掌握家中的任何经济大权，梁思成的工资、稿费、甚至家中食材的支出，全部绕开她，由林徽因的母亲管理。
林洙成了一个服务者，一个维系家庭表面平稳的工具人，她不是女主人，是“高级保姆”。
一次被举报财务问题，组织找上门来，林洙惶恐不已，而梁思成却只是翻了下书页，说：“如果是真的，那我们麻烦可就大了。”
她呆立当场，心底仿佛有千斤巨石压下，她原以为再冷的墙，总有一天能焐热。但事实证明，她错了。
梁家的屋子很大，但林洙总觉得拥挤。
墙上悬挂的是林徽因的黑白照片；书桌上的钢笔、信纸、甚至香水瓶，都依然安放在原处。每一寸空间都在提醒她，这里不是她的地盘。
某天，她悄悄将那张照片收入柜底，结果梁再冰一回来，便发现“母亲照片不见了”。她怒不可遏，一掌甩向林洙，冷声说：“你没资格动她的东西。”
林洙站着，没有躲，也没有还手，她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不是想取代她。”
而梁思成听见后，只是叹了口气：“何必呢？”
那一刻，她终于明白，在这个家，她没有地位，她像一件陈设，安静、顺从、不能留下痕迹。
她的母亲住在城郊廉价棚户区，儿子睡在厨房改造的小隔间，女儿在外借住，每日天不亮便出门。
而她，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这个“没有归属感”的家庭中。
1972年的冬天，北京罕见的大雪接连几日未停，林洙依然一早起身，煎药、洗衣、烧煤炉，一切如旧。
协和医院的病房弥漫着中药味和消毒水的气息。梁思成意识日渐模糊，却在陈占祥探病时，突然攥住好友的手，低声道：“这些年，多亏了林洙。”
林洙站在窗边，听得一清二楚。她本该感动，但眼泪却不由自主地落下。
“多亏了”，像在夸一个尽责的仆人，“林洙”两个字，没加“太太”，没有“我”，更没有爱。
她陪他十年，换来的是一句“感谢你照顾得好”。可她想要的，从不是这句。
她想要的，是“我爱你”，是“有你真好”，哪怕一句“对不起让你辛苦了”。
这八个字，像针一样，刺破她最后一层心理防线，她终于明白，在梁思成心中，她只是守门人，不是情人，不是家人。
林洙用十年为这场婚姻“打地基”，可房子从未真正属于她。
她拼命维系“贤妻”形象，却发现自己只是这个家庭中的外人。
再婚，并不是新的开始，有时候，它只是老故事的延长线，梁思成没有放下林徽因。
她没有资格谈梦，没有资格问爱，只有资格照顾、忍让。
十年里，她从未听过一句“亲爱的”，只听过无数次“你去弄点药”“厨房还没打扫”“徽因的母亲要吃鸡汤”。
婚姻对她而言，不是情感归宿，而是一纸长期护理合同。
直到那八字肺腑之言落地，她才终于看清这段感情，从未真正属于她。
林洙在梁思成过世后，安静地料理了他的后事，甚至继续照顾林徽因的母亲，直到老人去世。
她始终没有再婚，也从未向媒体控诉过梁家。
她用尽十年去换的认同，终究敌不过一个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