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至1981年间，珠影拍摄的三部影片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其中包括《越女哀歌》、《流星》（后改名《星星欲晓》）以及《姐妹俩》。今天，我们将聚焦《姐妹俩》的幕后故事，探讨为何这部影片最终未能与观众见面。
《姐妹俩》的创作背景可以追溯到1981年第9期《大众电影》杂志的《银海短波》栏目。该文章提到，《姐妹俩》由陶金导演，讲述的是1931年山东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一些普通党员在严朋和柳芬、柳芳等领导下坚持斗争，为了重建党组织，她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义灭亲，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部影片赞扬了她们为党和革命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
根据同年该刊第10期的另一篇介绍陶金的文章，陶金当时正紧张投入《姐妹俩》的拍摄工作。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推测，这部电影的拍摄时间应为1981年，原计划在1982年初与全国观众见面。此时，许多影院已经张贴了宣传海报，且《电影故事》、《电影画报》、《电影生活》等刊物均刊登了该片的剧照和拍摄动态。所有迹象表明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影片的公映迟迟未见，后来传闻称影片审查未通过，具体原因却并不明确，至今仍存在诸多猜测。有说法认为，《姐妹俩》的未能公映是因为其内容可能影响了珠影与北影之间的合作关系，但这一点无法考证。
从影片的创作团队来看，故事的雏形源自山东省文联作家邱勋和任孚先的剧本《姐妹俩》，他们描绘的是山东老区的普通党员和群众在革命最艰难的1931年，如何默默为党献身，直至牺牲。剧本提交至珠影厂后，经审查通过，决定拍摄这部影片，并交由陶金执导。陶金在接到任务后对剧本进行了细致修改，并亲自挑选外景及演员。1981年3月，陶金应美国的邀请前往旧金山参加中国电影周，回国后正式开始拍摄《姐妹俩》。
在演员选择方面，陶金为姐姐柳芬一角挑选了当时颇有影响力的青年演员张金玲。张金玲以刚毅的形象受到认可，曾在多部影片中饰演坚韧的女性角色，陶金认为她完全能够胜任柳芬这一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张金玲在1980年主演的《黄英姑》一片遭到批评，令她感到非常失落。那时，演员的黄金期极为短暂，接近30岁的她渴望出演一些有分量的角色，而陶金的邀请无疑是她的一个重要机会，因此她决定接受这一挑战。
至于妹妹柳芳这一角色，陶金选择了从未上过银幕的青岛姑娘柳格。当时，她在青岛金星电影院担任放映员，并正在报考山东省电视台。虽然柳格没有电影经验，但她的性格气质与角色非常契合，既有温柔善良的一面，又不乏刚强能干的气质。拍摄过程中，张金玲对柳格给予了不少帮助，两人不仅在戏里是姐妹，私下里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影片的男演员则大多来自青岛市歌舞团，王悦俭饰演严朋，韩明新扮演青岛地下党市委负责人田大海，迟恒清饰演济南地下党交通员老刘等。影片的反派角色丁觉民由珠影演员莫梓江饰演，他是那个背叛革命、导致山东党组织遭遇重创的省委组织部长。而老演员王孝忠饰演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旅长，也为影片增添了不少紧张氛围。
影片主要在济南拍摄，济南火车站、大明湖、省博物馆等地标性景点成为影片的重要取景地。这些场景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郁的地域色彩，也让山东的观众感到亲切。拍摄期间，张金玲的前夫徐敏曾前来探班，两人一同游览大明湖。此情此景也在影片中得到了呈现。
然而，尽管《姐妹俩》在演员阵容和拍摄过程中展现了强大的艺术力量，影片却未能顺利上映。许多关于张金玲的文章提到，拍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后，她接到西影《爱情与遗产》的剧本，极其喜欢剧本中的韦佳角色，渴望借此记录青春岁月。然而，陶金导演紧接着也邀请她参与《姐妹俩》的拍摄，最终张金玲选择了后者。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张金玲的选择并非如网络上一些文章所述的那样是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事实上，《爱情与遗产》早在1980年公映，而《姐妹俩》则是在1981年拍摄的，二者的拍摄时间并不重合。
在《姐妹俩》中，张金玲多次变换角色，包括党员、卖花女、新娘等，其中她留有一条显眼的粗黑辫子，形象别具一格。有人认为，这部影片是张金玲最为美丽的一次银幕呈现。张金玲原本还希望能同时出演两姐妹角色，但陶金告知她，妹妹的角色已找到合适的人选。
影片的核心主题是展示30年代初期山东地下党斗争的残酷现实，尤其是在1931年4月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济南枪杀了包括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在内的22名党的重要干部，史称济南“四五”烈士。影片还揭示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影响，暴露了党的力量并导致严重后果。有评论认为影片在一定程度上为王明的错误路线唱赞歌，这也是影片未能公映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推测，影片的情节过于悲壮，且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批判未能做到深入彻底，因此最终未能通过审查。
导演陶金和主演张金玲为这部影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遗憾的是，这部影片并未实现其原本的上映目标。几年来，陶金再未推出新的作品，而张金玲本希望借此电影实现事业的复兴，最终未能如愿。这一事件也给北影厂和珠影厂之间带来了不少摩擦，因为北影对这部影片的支持不容小觑。
《姐妹俩》的故事至今仍然让人感到遗憾，它不仅是艺术创作上的一次失败，也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电影创作与政治环境的复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