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择明
在今年告别观众的世界影人中，美国影星吉恩·哈克曼的结局是令人唏嘘的。今年2月，比他小32岁的妻子发生意外身亡，已经严重失能的哈克曼也因此无人照看，一周后离世，二人的尸体多日后才被人发现。这一生命结局与哈克曼平时在电影中给人留下的硬汉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哈克曼的硬汉形象是不同寻常的，他的银幕形象不装酷，也不耍帅，而是自带接地气的亲和力，深受观众喜爱。比如，《法国贩毒网》中，他饰演的侦探既不威猛，也不冷峻，更不英俊，但却有着强大的人格魅力，这或许是因为哈克曼在有意地去演绎这个角色身上的“人”。
著名电影评论家罗杰·伊伯特认为，在哈克曼的演员生涯中，《对话》（又译《窃听大阴谋》）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其实，对于导演科波拉来说，《对话》同样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拍摄于《教父》和《教父2》之间，熟悉这两部作品的观众能感觉到二者的不同，第一部《教父》可以说是稳妥且偏传统的，《教父2》在各方面都要大胆得多，也深刻得多。这不仅体现在叙事、电影语言层面，更体现在其中的幻灭感和孤独感，《对话》或许正是这一转变的根由。《教父》系列对导演科波拉而言是商业片，而《对话》则是一部由导演完全掌控的“作者电影”，该片在1974年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影片在“向大师致敬”单元展映，一票难求。
《对话》借鉴《放大》致敬《精神病患者》
吉恩·哈克曼在这部电影中扮演的哈里·考尔是一位独来独往的职业监听者，有点儿谢顶，穿着暗淡的『风衣』，看上去普通又无聊，生活也非常无趣，但这样的人更适合保密工作——他为权力部门以及商业部门工作。在一次监听中，他感觉自己的监听成果导致了一场谋杀，很可能造成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的死，并有可能引发新的谋杀。于是，他没有交出其他有关联线索的录音带，想自己一探究竟。但事与愿违，他信任的人给他安装窃听器，对他施“美人计”，让那个和他春宵一度的女子偷走了磁带。之后，他感觉自己时刻处于被监视之中：似乎有人可以随意出入他的住处；房东知道他的生日这类私密信息；他自以为他的电话号码很安全，却被别人轻易获取……但即便他“拆家”，也没能找到窃听器装在哪儿。影片以哈里在被他拆得七零八落的房间里吹奏萨克斯结束。
只看剧情，观众会以为这是一部政治阴谋片，特别是故事发生在“水门事件”之后，很容易被解读为它反映了越战后，特别是水门事件之后美国社会的心理氛围：“水门事件”暴露出窃听无处不在，这给民众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罗杰·伊伯特也认为这部电影反映了这种心理。当然他并不把这部影片当作普通的惊悚片，而是将其和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联系起来。不过，或许更好的方法是把它和影史上另外两部前后深度关联的影片结合起来看，即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的《放大》和布莱恩·德·帕尔玛的《凶线》。
《对话》显然借鉴了《放大》，而《凶线》的情节结合了《放大》和《对话》，且也有“水门事件”的背景。《凶线》还和《对话》一起致敬了《精神病患者》中的浴室刺杀桥段，《凶线》有直接的致敬，《对话》中哈里潜入邻居家，他高度怀疑刚才在这里有人被灭口，看起来似乎又没什么破绽，但当他按下浴室马桶的按钮时，鲜血从里面涌了上来。
这里的真相更接近于拟像
某种程度上，罗杰·伊伯特是对的，因为哈里看起来有一种受迫害妄想症，这通常和现实中的压抑气氛、社会情绪有关。这样的感受也来自他本人的监听职业，这不是普通工作，通常得有一种官方的，比如军队的经历，所以评论家将其与越战心理挂钩也有道理，特别是对科波拉而言，《现代启示录》或许是影史上最重要的越战叙事。
不过，《对话》的重点并不在讲述一个关于权力压迫个体、迫害个体的故事，它也不是常见的平民硬汉“硬刚”上层邪恶大佬的主流娱乐片，这也是为什么翻译成《窃听大阴谋》并不贴切，因为这种译法甚至与影片的重点背道而驰——它表现的并非“阴谋论”。
《放大》的主人公以为自己偶然捕捉到了真相，发现了罪案的真凶，但越是“放大”，越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捕捉到，之前以为的真相不过是假象，是主人公自己信以为真，以为真是“所见即所得”；而《对话》中，哈里的错误在于他认为自己“所听即所得”，他以为将要大难临头，很想去通知的那些受害者，实际上却是罪案的始作俑者，不过连这一点都是不确定的。这是一部关于“后真相”的电影，这里的“真相”更接近于一种“拟像”。
其实，今天的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个事实，即很多所谓“实锤”只是虚构，是我们脑海中投射的一个画面，但又有无数人会信以为真。当哈里发现他根本找不到真相，挖地三尺也找不到窃听器时，他陷入了深深的孤独，那才是现代人的常态。那么，到底有没有窃听器？这就要靠观众自己的脑补了。
他的愧疚感源自良知
罗杰·伊伯特有一点说得非常到位，即在哈里这个人物身上有一种愧疚感，或者说，忏悔意识。这方面，科波拉显示出他和希区柯克颇为相似的一面，不乏研究者指出希区柯克电影中也有“告解”与忏悔。换个角度来说，《对话》讲述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因为可能伤害到别人，良心感到不安，久久被折磨，于是他千方百计想去弥补、挽救，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可能导致他人之死，他前往教堂去告解。当他发现自己寻找的“真相”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完全堕入一种虚无中，因为他的良知会保护他，即便那只是一种自发的良知。有良知的反应意味着人没有被异化为非人，也让影片能够在一个精神道德的层面上进一步展开。
影片中，当哈里拆家，连地板、装修都拆了，碰到小圣母像时他却没有将其毁坏以探查里面是否有窃听器，他犹豫后又放下了。这个细节是重要的，当然观众也可以猜测，说不定窃听器就在这里呢？假若是那样，整个故事就变成了“道德心理剧”：原来良知一直在监视着你……片中，哈里的忏悔与愧疚，源自良知第一条“汝不可杀人”，因为对于科波拉来说“人”比政治阴谋论要重要得多，吉恩·哈克曼也完全理解这一点。
这是一部听大于看的电影
科波拉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实际上夹带了不少自己的“私货”，那段时间他正好对间谍技术饶有兴趣，尤其是远程录音。所以这部影片在声音方面就有着精心的设计，科波拉把当时监听设备能捕捉到的可能性都展示出来了。影片第一个场景就非常“炫技”：远景为旧金山联合广场，但观众的注意力被粗颗粒感的电子声波所吸引，这种声波与画面广场的人流交织成一种“声浪”。一对男女断断续续的对话终于得以辨认：“如果有机会，他会杀了我们的。”而这句话贯穿了整部影片。实际上，这是一部“听”大于“看”的电影，其惊悚的氛围主要靠听觉来构建。
值得一提的还有，萨克斯风是个特别的乐器：一是它的器型比较朴拙；二是音色非常适合传达孤独、忧郁的情绪；三是比较接地气，并不在高雅乐器之列，就像一个孤独且不算成功的中年男人，这也是哈里的形象。吹奏萨克斯风是哈里仅有的娱乐，或者说，是他用来排遣寂寞的主要途径，所以结尾处，当我们听到萨克斯的旋律响起，或许可以想到他没有被完全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