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被誉为中国影坛的“电影皇后”，这个称号并非某位权威随意授予，而是经过大众一人一票公正选举产生的，颇有几分姜文电影《一步之遥》中“花国总统大选”的味道。
1933年，上海的《明星日报》发起了一场盛大的“电影皇后”评选活动。在这场激烈的竞选中，胡蝶、阮玲玉和陈玉梅三位女星票数遥遥领先。最终，胡蝶以21334票稳居榜首，陈玉梅和阮玲玉分别获得10020票和7290票，差距明显。
紧接着，胡蝶又接连赢得了“力士香皂电影明星竞选”冠军及1934年“中国电影皇后”称号，令“电影皇后”的美誉牢牢镌刻在中国影史上，成为一代传奇。
胡蝶主演的多部电影如《火烧红莲寺》、《狂流》和《姊妹花》当年风靡一时，名声远播，可惜现今知晓她作品的人已大为减少。反倒是她与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之间的故事，流传甚广，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关于两人的关系，最早披露者是前国军陆军中将、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沈醉晚年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生动描绘了戴笠与胡蝶之间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
据沈醉描述，戴笠初见胡蝶便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胡蝶有一套独特的魅力手段，能够笼络男人的心”。当时，胡蝶已婚，其夫潘有声同样是电影演员。潘有声则表现出一派圆滑世故，“面对妻子被戴笠霸占，他宁可牺牲家庭，也要借机大发一笔横财”，他深知若不妥协，自己恐怕会遭遇枪击。
戴笠也对潘有声颇为照顾，安排他担任战时货物运输局专员，潘便借助这一职务从事走私活动，积累了可观财富。
据沈醉称，抗战胜利后，戴笠曾准备促使胡蝶与潘有声离婚，但未及办妥，戴笠便在岱山意外身亡。潘有声随即携胡蝶前往香港，远离了戴笠的阴影。
不仅沈醉有此说法，军统另一元老文强也曾提出类似观点。美国学者魏斐德在其传记《间谍王》中，更是直言胡蝶为这位特务头子的情妇，因此这段绯闻一度被视为铁板钉钉的事实。
然而，后来学者对沈醉的说法产生质疑，指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与《沈醉日记》中对戴笠形象存在极大差异。《沈醉日记》虽多披露同僚私德，却未提及戴笠，而《我所知道的戴笠》却详述了戴笠与胡蝶的故事。
学者分析认为，这主要源于两书出版时间的差异：《沈醉日记》成书于建国前，而《我所知道的戴笠》则于建国后问世。沈醉1963年的日记中写道：“去年一年稿费大大超过了我的薪水，孩子想要的自行车、收音机都有了。”而《我所知道的戴笠》正是1963年出版。
这就不禁让人怀疑，沈醉是否为了赚取稿费，刻意夸大甚至捏造了戴笠与胡蝶的绯闻？这无疑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更有疑点在于，沈醉曾称戴笠软禁胡蝶于重庆，但事实上，胡蝶当时多与家人同住，还曾外出到广西拍摄电影《建国之路》，并无被软禁之实。
胡蝶晚年在《胡蝶回忆录》中对沈醉的传闻作出回应：“关于在重庆的那段生活，确实有许多谣言，讹传不断，却被误当成了确凿事实。如今我年近八十，心境平和，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误传，也无须过于计较，关键是在民族大义上不可含糊。”
公众素来喜欢听官员与女明星间的绯闻，这一现象由来已久，胡蝶作为“电影皇后”，自然成了谣言的牺牲品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胡蝶赴北平演出，尽管从未与张学良谋面，却被多家报纸谣传与张学良共欢作乐。广西大学教授马君武还写了一首讽刺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其中“赵四”指赵一荻，“朱五”是朱湄筠，“翩翩蝴蝶”即胡蝶本人。
胡蝶当时曾公开澄清，但谣言依旧甚嚣尘上，将她塑造成所谓的“红颜祸水”。晚年的胡蝶在回忆录中愤然表示：“该结束这段莫须有的公案了吧？”
她晚年多次强调，自己已心如止水，对这些无端指责不再计较，“重要的是民族大义不可含糊。”
事实上，胡蝶确实践行了这份坚守。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当天，她悲愤不已，称此日为“蝶耻日”。日本人曾邀请她拍摄宣传片《胡蝶游东京》，但她以息影在家且怀孕为由断然拒绝。
抗战期间，胡蝶在重庆不惧艰险，积极参与爱国影片《建国之路》的拍摄，展现了她坚定的民族精神。
与另一位以蓄须明志著称的梅兰芳相比，胡蝶的爱国情怀丝毫不逊色。但遗憾的是，世人往往更愿听信她那些不堪的绯闻，而非她真实的光辉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