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多数历史题材作品仍在“红颜祸水论”与“政令曲解说”之间迂回时,大鹏执导的《长安的荔枝》以罕见的胆识撕开了盛唐华袍下的溃烂肌理,这部改编自马伯庸小说的电影,凭借一个被载入年度影史的标志性镜头,完成了对权力本质的凌厉剖解——那颗耗尽民力运抵长安的鲜荔枝,在杨贵妃缩回指尖的瞬间,彻底碾碎了“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千年污名叙事。
一、无声镜头:权力谎言的终极解构影片最高光的蒙太奇发生于贵妃寿宴:岭南荔枝经八百里加急抵京,驿卒毙命、马匹累倒、库银耗空三万一千贯的代价,最终凝结为玉盘中的几颗红果,当贵妃伸手欲取时,献舞乐声骤起,她指尖悬停半空,终是收手转向歌舞,镜头冷静拉远,宴席上百果珍馐堆积如山,荔枝沦为贡品阵列中微不足道的点缀。
这一场景的震撼力在于彻底消解了历史归罪的逻辑:贵妃非但不是荔枝之役的始作俑者,更在无意间成为统治集团挥霍民力的遮羞布,电影以影像的自觉,将批判矛头直指从未露面的唐玄宗——那个隐于深宫却操纵着民生血泪的权力核心。
影片对官僚系统的刻画堪称“盛世浮世绘”:
- 踢皮球式行政:荔枝转运任务在六部衙门间推诿,暴露体制性惰怠;
- 层层盘剥法则:每一级官吏借机加征赋税,最终压垮底层驿户;
- 强者规则游戏:“流程是弱者遵循的规矩,强者制定的玩具”成为全片题眼。
- 尤其当主角李善德(雷佳音饰)质问“荔枝转运耗费几何”时,户部官员轻描淡写拨算三万贯的镜头,与驿道上人仰马翻的惨状形成残酷对位,这种体制性剥削的现代映照——诸如“环卫工寻表”事件——令观众在历史褶皱中窥见现实的倒影。
大鹏此次创作呈现出值得瞩目的蜕变:
- 摒弃讨巧叙事:告别《受益人》式的取巧现实批判,转而直面权力结构的血腥逻辑;
- 笨拙的力量:尽管线性叙事稍显板滞,但李善德“以肉身撞击体制高墙”的悲壮感,赋予影片难得的血性;
- 权力祛魅艺术:皇帝始终隐匿于画面之外,却如“房间中的大象”般笼罩全片,构成对绝对权力的无声控诉。
影片超越“小人物逆袭”的俗套,赋予李善德更具哲学意味的使命:
“我要亲眼看着自己倒在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在史册的缝隙里刻下一道属于蝼蚁的划痕。”这恰似社会学者项飙所言:当个体跳下被时间裹挟的流水线,通过肉身搏斗的方式确认存在,他便在宏大叙事中夺回了主体的坐标。荔枝转运的倒计时,由此升华为个体向历史索要位置的悲壮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