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执导，阵容星光熠熠的电影《酱园弄·悬案》，改编自民国时期的杀夫奇案，于6月21日正式上映。影片的制作阵容堪称豪华，话题性的女性主义故事背景以及巨大的投资，显然彰显了影片企图在华语电影领域闯出一片天地的野心。然而，现实往往残酷，影片上映后，票房与口碑的双重崩塌令人失望。第二日票房与首日相比几乎腰斩，猫眼将最终票房预测调整至4.16亿，豆瓣评分更是跌至5.8分，这也成为陈可辛导演职业生涯的滑铁卢。
那么，为什么当耀眼的明星、热门话题与悬疑框架汇聚于《酱园弄·悬案》这一精心构建的舞台时，呈现给观众的却是支离破碎的叙事、空洞的主题表达和崩塌的悬疑逻辑呢？本文将深入分析该影片在三个层面的失焦，探讨其为何未能达到预期的宏大构想。
### 叙事失焦：全明星阵容的反噬
作为《酱园弄·悬案》的最大亮点，全明星阵容无疑为影片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也成为了影片背后商业野心的象征。从市场表现来看，明星效应的确为影片带来了票房突破。然而，这一策略的代价也非常明显——影片内外各条支线人物的出现导致角色功能冗余，支线情节的处理也暴露了影片结构性的失衡。
影片中的明星阵容极为庞大：章子怡饰演的杀夫主妇詹周氏，雷佳音演绎的暴戾警察薛至武，赵丽颖的进步作家西林，杨幂的狱中“大姐大”王许梅，以及易烊千玺饰演的算命瞎子宋瞎子、李现的小混混张宝福等人物接连登场。这些人物的设定原本意在通过案件展示社会各阶层的现状，反映1945年上海的社会图景。但当这一理论化的叙事蓝图在银幕上展开时，过多的角色和情节导致了故事的失控。
影片内很多支线情节并未与主线的杀夫案件紧密关联，反而占用了过多篇幅，造成节奏上的严重混乱。易烊千玺饰演的算命瞎子，虽然被赋予了“极具隐喻性”的角色设定，其预示未来的谶语本应揭示时代的宿命感，但这一角色最终成为了没有实质作用的花瓶。大牌明星的“刷脸”式表演让影片显得像一场走马灯般的过场，观众无暇沉浸在故事情节中，反而被角色频繁的登场和消失所困扰，导致影片的叙事失去了应有的连贯性和深度。
与此同时，流量明星为影片带来的粉丝效应在短视频平台上爆发，评论区的粉丝控评以及粉丝之间的撕番现象，不仅让影片的讨论偏离了情节本身，也让普通观众的讨论空间变得狭窄。观众不仅无法深入分析影片的故事内容，反而处于“想讨论却不敢发言”的沉默状态，这种舆论环境也进一步影响了票房走势。
### 主题失焦：女性觉醒的空洞表达
改编自民国四大奇案之一的《酱园弄·悬案》，原型中的周惠珍代表了女性在压迫中的反抗与觉醒。影片试图通过詹周氏的悲剧、她在绝望中的反抗以及女性群体在监狱中的互助，来展现民国时期女性的困境和觉醒。
然而，影片中詹周氏的觉醒过程却显得生硬且缺乏深度。她第一次举刀反抗丈夫詹云影时，影片没有深入刻画她内心的挣扎和痛苦；第二次，在法庭上她为自己辩护时，这一转变显得突兀而未加深层次分析。詹周氏的角色蜕变从“逆来顺受的主妇”到“持刀反抗的觉醒者”，这一心理变化本应是影片的精神核心，但却在叙事中完全缺席。导演试图通过一些具有震撼力的台词和蒙太奇手法来唤起观众的共鸣，但这一切显得如同空洞的口号，难以打动观众的内心。
影片在表现暴力时极尽渲染，丈夫詹云影的暴力行为、警察薛至武的刑讯逼供、詹周氏遍体鳞伤的画面层出不穷。原本这些应该引发观众对詹周氏命运的同情，却反而被视为消费女性苦难的“虐女镜头”，被批评为感官刺激的堆砌而非情感的真实表达。
更重要的是，影片试图展现民国女性的互助精神——詹周氏在监狱中得到王许梅的帮助，并因此获得了勇气向法庭反抗。然而，影片对王许梅与西林等关键角色的刻画远远不够，导致女性之间的情感纽带未能得到充分展现，无法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女性之间的支持与团结。
### 类型失焦：悬疑的崩塌
尽管影片打着“悬疑”类型的旗号，但在实际操作中，它却背离了悬疑类型应遵循的基本逻辑，最终让类型承诺落空。
首先，影片的悬念设计在开头确实让人期待：血迹滴落算命瞎子脸上，法医指认“第二件凶器”的存在，这些都为故事设下了迷雾。然而，随着影片的发展，这些悬疑线索很快被抛弃。核心案件“詹周氏杀夫分尸”的疑点并未得到充分解答，尤其是詹周氏如何单独完成分尸这一关键问题，影片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案件就草率地“告破”了。随后的调查过程也变得毫无目标，仿佛变成了一场没有实际推动力的仪式。
此外，探案主线的功能异化也让影片失去了悬疑类型的核心。雷佳音饰演的薛至武警长本应是推动悬疑进展的关键人物，但他在影片中的行为却完全偏离了侦探的常规模式。他更多依赖刑讯逼供，而非逻辑推理，完全颠覆了探案角色应有的功能。影片的悬疑框架逐渐崩塌，无法满足观众对类型的期待。
早在影片分为上下两部上映时，观众就已预感到悬疑类型的失望。影片将诸如真凶是否存在共谋等关键谜题留待下一部，这种策略让影片成为了一部叙事残缺的“半成品”。观众的情感与智力投入并未得到回应，这直接导致了类型失焦。
### 结语
《酱园弄·悬案》在叙事、女性主义表达与悬疑类型构建上的三重失焦，最终使得其宏大的构想未能实现。尽管如此，影片挑战民国奇案这一复杂题材，并试图通过群像叙事探讨女性觉醒与社会变革，仍显示出其独特的选题敏感性和创作野心。尽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它为未来创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警示：电影创作不能追求过度的“既要又要”，而应将镜头聚焦在人的困境与成长上，才能真正实现深刻而有力量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