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风筝》中，副政委袁农（原本是主任）可能因为演技出色，让观众对他的角色产生了不喜欢的情感。细心的观众或许会注意到，曾经是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袁农，和《特赦1959》中的战犯管理所政委贺春年有着几乎相同的外貌——这两位角色长得很像，不仅是因为历史人物的相似，而更可能是演员的面貌相似。其实，这两位角色背后的历史人物完全不同，他们的影视形象与历史原型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贺春年是完全的好人，而袁农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至少在《特赦1959》中的“军统三剑客”都知道，曾经负责重庆地下党的袁农在某个关键时刻选择了叛变。当时抓捕他的并不是普通的特工，而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兼督察主任更是因此和徐远举发生了激烈争执。最终，沈醉出面调解，带着周、徐两人共赴一场酒局，才表面上化解了这场冲突。
剧中的袁农，曾经是重庆地下党的一员，负责领导一段时间。他是如何在那么危险的时刻，在枪林弹雨、火海中幸存下来，至今成了一个谜。历史上，虽然有部分地下党成员从渣滓洞和白公馆逃出，但《风筝》里的袁农显然不可能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逃脱。身边的战友都已经中弹倒下，监狱的牢房也被大火吞噬。除非在大火爆发前他已经被放走，否则他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根据沈醉的回忆，当时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和副负责人都被徐远举抓捕并相继叛变。沈醉曾亲眼见证过两人叛变的过程，并对他们表示了深深的蔑视。沈醉在其回忆录《人鬼之间·徐远举的特务生涯》中提到，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的一家小书店被特务查获，任达哉、陈柏林等人被捕。任达哉很快叛变，背叛了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建业虽饱受酷刑折磨，依然坚守信念，但任达哉出卖了包括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在内的大量地下党成员。
刘国定在被捕后并未忍受住审讯，经过简单的刑讯就供出了大量地下党成员的名字，甚至一度引发了特务对重庆地下党机关的强烈破坏。徐远举和周养浩掌管保密局西南特区时，原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已经被毛人凤调派至云南，虽然名义上隶属于西南特区，但沈醉并不完全服从他们的领导。
在徐远举和周养浩的权力斗争中，周养浩不愿屈居副手，经常与徐远举发生冲突。周养浩的妻子（毛人凤的侄女）向毛人凤告状，最终毛人凤便成立了保密局西南督察室，让周养浩担任主任。督察室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理论上应该对特区和各省站进行监督，但实际情况是，陈世贤、沈醉等人根本没有理睬这个督察室，导致督察室长期形同虚设，几乎从未行使过其职权。
周养浩与徐远举的矛盾在刘国定的问题上彻底暴露出来，最终，毛人凤也被他们的争斗弄得头疼，只好再次将沈醉从昆明召回重庆，充当和事佬，调解两人之间的争执。沈醉虽然名义上是来调解矛盾，但他心中有着自己的算盘。他希望通过刘国定的帮助，打入云南地下党，破坏其组织。
沈醉明白，要想在云南找到地下党组织的线索，刘国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当时，刘国定身穿中校军装，刚刚叛变，变得异常顺从。当他与徐远举、沈醉、周养浩见面时，他低头三鞠躬，表现得像个不自信的奴才，令沈醉感到极度不屑。刘国定似乎完全没有自觉，依然以低姿态迎合他们的权威，沈醉心中对他的反感油然而生，尤其是在看到他模仿其他特务敬礼时的矫揉造作，沈醉甚至忍不住产生了对他深深的厌恶。
刘国定与袁农的身份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是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也都在同一时期活跃。对于袁农来说，他的特工能力似乎并不出色，但他居然在被军统追捕名单中长时间未被抓到，这令人非常怀疑。而在《风筝》这部剧中，袁农的“幸存”更是显得难以理解。剧中他被包围在小楼里，战友们一个个壮烈牺牲，而他却能够毫发无伤地“脱险”。这背后是否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观众心中或许早已有了自己的判断。
沈醉回忆录中提到，重庆地下党的许多成员在遭遇特务破坏后并未生还，绝大多数忠诚的地下党员最终都被分批处决。而在1949年11月27日的重庆屠杀中，许多地下党成员也未能逃脱。剧中的袁农显然并未在那些被救出的20人中，这一点剧中通过描写也有了暗示。在那个致命的时刻，袁农的身边一片混乱，鲜血四溅，然而他却能够站起来走出来——这是否意味着他并未死于屠杀，而是早早选择了放弃抵抗，投降特务呢？
在《风筝》剧本中，袁农的结局令人深思。结尾他选择了自尽，或许编剧觉得让他继续存活，很多未解之谜将永远无法解释清楚。至于他何时叛变，背后是否有毛人凤的影子，读者们或许早已对这一切有了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