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之名,莫让百姓失信,重振法制希望(以法之名简介)

以法之名,莫让百姓失信,重振法制希望(以法之名简介)

《以法之名》原本是今年最被期待的一部扫黑反腐剧,凭借其豪华的演员阵容和沉重的题材,一度被粉丝们封为“年度剧王”的强力候选。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特别是大结局的播出,这部剧却迅速掉进了观众口中的“烂尾”争议漩涡,评分大幅下跌,甚至部分付费用户要求退还超前点播的费用。

这种反差极大的反响,揭示出一个深刻的现象——法治题材电视剧在艺术呈现和观众期待之间存在严重的裂痕。特别是当一部“现实主义”法治剧将过多精力放在揭露司法黑暗的一面,而忽略了观众对正义最终得到伸张的渴望时,创作上的困境和矛盾便显现了出来。

作为《以法之名》最大的“烂尾”症结之一,便是角色命运的安排和剧情逻辑的严重断裂。剧中的冤案主人公万海,眼看着冤屈就要得以昭雪,却因药物被调包而死于狱中;而原本有机会拯救无辜者的刑警秦峰,因救同事洪亮而遭反派刺杀致死。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反派角色的结局竟然如此草率,王华山仅以“畏罪潜逃”作结,保护伞兰景茗只是被撤职,江旭东判刑仅为10年,李人俊仅仅被调离司法系统,甚至连其妻柳韵只是降为科员。这种“好人死得惨、坏人逍遥”的剧情设计,虽然或许有现实基础,但却严重违背了观众期待的“邪不压正”的基本道理,彻底消解了观众期待已久的正义实现。

从叙事技巧角度来看,剧中的后期明显暴露出节奏失控和技法崩塌的迹象。全剧中的闪回片段超过120处,重复出现的片段拖慢了整体节奏,推动剧情的关键竟然依赖于反派之间的内讧,而不是主角团的系统侦查。更为严重的是,剧中的伏笔几乎被丢弃不管,比如郑雅萍在发现监狱监控异常后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谢鸿飞跳崖的动机模糊不清,张文菁母女安全威胁的支线也没有后续交代。这些处理上的粗糙使得前期建立的悬念和线索失去了应有的张力,最后以“PPT幻灯片”式的字幕交代人物结局,彻底让剧情失去了闭环感,观众的沉浸体验也遭到破坏。

导演在剧集收官时承认了剧集开篇节奏慢、情节拖沓,甚至演员选择上也有所失误。但观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对剧情结构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当一部标榜“经过三年精心打磨剧本”的作品在结局时依赖“机械降神”(例如熊磊的手下突然招供、陈胜龙遗留的手机录音等)来推动剧情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设定便显得苍白无力。真正的现实主义应当建立在严谨的司法逻辑和人性刻画之上,而不是通过“悲剧堆砌”来制造廉价的戏剧冲突。

《以法之名》引发观众愤怒情绪的根源,实际上正是“类型预期”的巨大错位。剧集前期一直以“硬核破案”为卖点,然而在后期却悄然转向了官场博弈和人性灰度的刻画。宣传定位与实际内容的偏差让观众感到被欺骗——他们期待的是专案组一次次精确取证、打击保护伞的爽快,而不是看到主角渐渐边缘化,反派之间的内讧推动剧情发展。

深入来看,观众对于法治剧的期待背后,实际上有一种特殊的心理契约。在中国司法改革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扫黑题材剧集如《人民的名义》《扫黑风暴》能够获得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们不仅展示了腐败的顽固性,同时也通过主角的智慧和坚持,给予了观众对制度自我净化的信心。而《以法之名》中,万海的冤屈始终未能得以昭雪,秦峰以“赎罪式死亡”离世,专案组的证人保护频频失败,种种情节过度放大了司法系统的无力感,直接触碰了观众对“程序正义”的底线。迟来的正义,并不代表真相,观众对法治的信任也因此受到不可逆的侵蚀。

《以法之名》所引发的争议,也揭示了专业性和戏剧性平衡的重要性。剧集在强调“人性灰度”时,反派角色的刻画占据了太多戏份,司法程序和专业性则沦为了背景。优秀的法治剧应当将司法细节转化为戏剧张力,最高检的专家团队深度参与不仅仅是技术指导,更应该融入到叙事结构的设计中。另一方面,长剧集的节奏把控也至关重要。《以法之名》36集的篇幅,在中段已经显得疲态尽显,为填坑而牺牲了剧情的逻辑性。闪回等手法应该服务于角色塑造,而非填充时长——剧中的谢鸿飞和程子健的电话对话重复了四次,但没有任何信息增量,暴露了创作上的惰性。

最关键的是,法治剧需要为观众提供情感宣泄的通道。现实主义不等于绝望主义,观众可以接受正义实现的艰难过程,但必须看到努力的方向性和希望的可能性。以万海之死为例,普通观众的视角是,当这个关键人物终于因各种缘由悔悟,转而配合警方时,却依旧没能活着看到正义的到来,这让人难以接受。司法的光辉何在?法治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类型,不仅承载着娱乐功能,更承担着社会教育的责任。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治剧既是普法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公众参与司法监督的情感纽带。

尽管《以法之名》在某些方面展现了“艺术勇气”,如拒绝单纯爽剧模式、揭示扫黑斗争的艰难,“迟到的正义不叫正义”的台词直击痛点,演员们也通过精湛的演技让角色生动有血有肉,但整体创作上却因无法平衡情感和专业,陷入了创作困境。所谓的“烂尾”现象,其实正是艺术创作中的一大难题:如何在严肃的现实主义表达和观众情感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最终,观众对于“邪不压正”的期待并不是简单的心理幻想,而是他们对法治精神的最朴素和最深切的信仰。

毕竟,法治剧的终极使命,不是让人对黑暗感到绝望,而是激励更多人去成为照亮黑暗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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