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杨君 中国中央电视台资深媒体评论员，节目主持人
媒体人物：刘璐 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节目主持人
杨君：享有一定声誉的中央电视台著名媒体人，著名节目策划、主持，也被称为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媒体明星。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也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的第一位电视传播学硕士，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被派驻美洲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央视《世界经济报道》《纪实十五分钟》和《半边天》等多个栏目。
1999年开始出版媒体专著《英雄三部曲》(《英雄》、《现在》、《笑容》)，由于形象时尚，风度气质俱佳，温和与智慧并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被称为央视“智嘴”，国际著名大家金庸为《笑容》亲自写序，对杨君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出任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主持人并当选主席，2001年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并成为今日霍州“环球20位最有影响力的世纪女性”仪式上唯一的颁奖嘉宾，影视传播学作品被译为17国语言。
2002年入选WHO'S WHO世界杰出职业女性，2002年10月出任香港“两地影视业大型交流活动”主持人，2003年3月8日世界妇女节，中国邮政发行了杨君“笑容”系列邮票及首日封。杨君被国内外媒体称为近年来中国影视界的焦点人物之一。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介绍
媒介、思想、碰撞，当今媒体风云人物，谁在说?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传播学专业第一位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杨君坚持传播学研究达26年之久。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是我们准备了三年之后隆重推出的国际国内几百位媒体顶尖人物的大型访谈，以前沿、客观、发展、国家、国际的眼光考察中国媒体走向，有权威人士预计该访谈的推出和媒体人物的成功思想将对中国媒体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嘉宾简介
刘璐，原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1979年，在黄一鹤执导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部音乐艺术片《梁祝》中，出任讲解该节目。重拍时，再次被邀为节目主持人。此节目已成为中央电视台对外交流的保留节目。
1983年，担任中央电视台文艺中部《文化生活》节目主持人。此后，又相继在《花信风》《旋转舞台》《戏曲欣赏》等栏目做主持人。在历时16年的连续八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始终是决赛现场直播的主持人。此外，还主持了“全国中、青年戏曲演员电视大赛”“梅兰芳金奖大赛”“全国桃李杯舞蹈大赛”“全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大赛”等多种赛事和现场直播。
1993年开始，创办音乐专题栏目《音乐桥》。十年来，该栏目多次获奖，也得到了各级领导和音乐界专家的肯定。
1998年，在抗洪抢险中，深入一线，与同行们一起共同奋战。在抗洪前线第一个采访了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在第一时间内传递了党中央的号召：“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为此，被中宣部、总政治部、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授予了”抗洪英雄“称号，并受到了有关方面的表彰。荣获一枚金质奖章。
如今，她又与大家们一起本着”三贴近“的原则，创办了《激情广场大家唱》节目，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
刘璐：璞玉也有光芒——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音乐桥》节目主持人刘璐访谈录
杨君：刘璐老师，您是我很小的时候比较喜欢的一个漂亮的主持人，我今天正好有机会把我读书时候的感受告诉您。我小时候看您的节目，那时候不是特别懂事，跟我妈妈一起，我觉得这个阿姨，或者说这个姐姐很不错，那时候您很白，长得特别有特点，高高的，我真的很喜欢您的节目。那时候妈妈经常提示我，说你看中央电视台的那个高高的刘璐主持人，穿衣服很有品位。这种印象，一种很美好的印象留在了我的心里。上次我没有跟您说。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是您不知道的。不过我今天面对您，觉得您在演播室做节目和现在的感觉不太一样，今天的妆、衣服搭配就是挺新鲜的。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演播场地虽然是个简单的景，但是是一个实景的原因。我觉得您今天给人的感觉，还是很时尚的。您怎么看时尚？
刘璐：时尚也谈不上，但是时尚毕竟是人们的一种追求。有一点色彩，但是不要太花哨，太花哨不太适合我这个年龄的风格，我觉得每个年龄段，每个文化层次的人可能自己的追求和品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是做文化的节目时间比较长，再一个，是做音乐类节目的，可能无形当中有一种职业的习惯在里面，所以自己的穿着打扮也好，自己的一些选择也好，还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积累。
对时代感我有不同的理解，就是说在一定的年龄段，他有自己的那种追求，还有每个人的地位，每个节目的地位是不同的，他有各自的观众群，比如像我做音乐节目时间比较长，有一批观众在跟着我们的音乐节目走，我是这样想的，他有一个逐渐培养的过程，也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这些年我可能是对自己有所忽略
其实不管工作得多忙，在节目上这个时候还应该是最闪亮的，每一次出镜面对观众，都要十分在意，因为那是对你自己的一种尊重。或许大家并不了解你幕后做了哪些准备工作，那些事物性的工作。其实你在屏幕前，大家是按照一个央视的一名主持人来要求你的。
杨君：您这个头发今天有一些新感受，像一个小男孩似的。您这个头发是一直做成这样，还是今天做的？
刘璐：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的发式。我今天录像，专门做了头发，但是平常一直很想留长头发，但是愿望几十年也没得到实现，没办法，只能剪短发，因为短发收视起来比较方便，另外，还有职业的要求，我们有时候梳着假发也不是特别合适。
杨君：可是我觉得这些年里，您好像在自己的外形的创造上——觉得您有时候比较能把握全面——但不像很多年前那样非常注意，有这个现象。观众喜欢你，大家可能猜测，刘老师她心气不高了？
刘璐：有，因为有时候因素也比较多，以前专门只做主持的时候，那是精力、时间都比较充裕，比较集中，有些化装是化妆师配合，现在做主持人，做制片人，有时候事情特别多，慎之又时候自己写稿子，那时候忙着，前期那些事情投入时间和精力比较多，真正出镜的时候，像你刚才讲的，往往对自己还是有所忽略了。
杨君：有时候我自己也忽略这点，其实不管你工作得多忙，在节目上这个时候还应该是最闪亮的，记得敬一丹有一次跟我说，每一次出镜面对观众，您都要十分在意，因为那是对你自己的一种尊重。或许大家并不了解你幕后做了哪些准备工作，那些事物性的工作。其实你在屏幕前，大家是按照一个央视的一个主持人来要求你的。或者说您一直在主持着大家喜欢您的节目。
刘璐：是的。谢谢你的提醒。
杨君：刘老师，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做音乐节目？那么您的工作的程序忙吗？
刘璐：音乐节目真正我做主编和制片人的时候还是在1993年，1993年开始做《音乐桥》，从《音乐桥》开始，做音乐节目。以前做《旋转舞台》是专职的时间，最早1983年的时候，文化生活节目，主持人。在社教中心的。还稍微早一点，1983年的时候。后来慢慢地，这个节目转到了文艺部，我们主持文艺类节目就比较多，那个时候大家看的比较多一点，熟悉一点。还有当时咱们台里主办一些大型的文艺赛事，无论是戏曲的还是歌唱的一些赛事，现场直播的比较多，直播的节目可能当时比赛的直播节目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我现在工作的程序是这样，简单一点说，在文艺中心戏曲音乐部主要是做三个栏目，一个是《音乐桥》，一个是《走进音乐》，还有一个《音乐教室》，都是跟音乐有关的，做这三个栏目的主编和制片人。有的节目是我出镜的，比如《音乐桥》，做一些专访，在这里面开了《中国百年音乐家》，找一些音乐师的专访。《走进音乐》，我偏重一些民族音乐，这方面的一些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外拍、采访。主要是音乐工作。工作量还是满大的，因为每周要播三期不同的新节目。
杨君：我打电话的时候您说在开会，但是我觉得事先可能还真的要告诉观众和同行，因为大家真的不太了解。
刘璐：我电视做的时间也蛮长的，也是将近20年了，做这么长时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觉得做主持人，在屏幕前是出现，真正在电视行业中，也是在一线工作的，虽然有些幕后的是观众不太知道的，主持人如果有这个能力，还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做。
杨君：对，现在的主持人要求比较高。您做过各种专题性的节目，文化类的节目，后来又做了很多大型的竞赛的直播的文艺节目，后来转到音乐节目上去了，因为您非常喜欢音乐吗？我印象那时候您的皮肤非常白。显得很挺拔的样子，对很多人都有影响，你有时候想到过这个问题？你曾经想过吗？
刘璐：没有，当时就是说没有。
杨君：实话实说，没有特别想过？
刘璐：没有。
杨君：但是您确实在不经意中影响了很多人。好的事情，美好的事情人家会记住你，一定会的。可能印象深的会让他很多年记住。我相信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至少给我的印象很深。
电视的职业在激发着我
我的领域更宽了，视野也更开阔了，我感到特别欣慰，我自己也特别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自己做电视，我是觉得有一点这方面的不用别人来在后面推。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更单调了，生活方面其实更单调了，工作太多了以后，个人生活，个人乐趣的色彩好像消掉了很多。
杨君：做音乐节目之后，因为您就专攻音乐方向，那时候是出于什么考虑？
刘璐：那个时候并不是是我自己要求，就要做这个节目了，因为当时正好扩展这些节目，1993年，当时台里人不是很多，像我们是做主持人也做过编辑节目的，那个尝试是绝对的。可能是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电视事业发展推着我们往前走。做了多年节目主持人以后，我觉得好像还应该让领域更宽泛一些，如果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或者是不是能够展现一下，或者做这方面的尝试。开始只是想锻炼锻炼自己的能力，慢慢做起来的时候越做越有信心，越做越有兴趣，我现在还非常喜欢我所做的这些节目。
因为做了十几年音乐类的节目以后，也结识了很多音乐界的朋友，既有普通的观众，像你讲的，有反馈的信息，对我也是一种鼓励，同时还有音乐界的专家，一些演奏家，那都很多了，其实我们做音乐节目无形当中我们并没有觉得对他们有帮助，这就是做节目本身应该做的很多工作，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恰恰是一种社会的认可，对这些有成就，有影响的人我们权力宣传全力宣传他们，比如说是一些重大的宣传题材的时候，比如说推动交响乐的时候，像对艺术歌曲的宣传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都走在前面，也在宣传导向上做了一些工作，当然这些工作都是分内的，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还是量做得好一些。
杨君：在从事的这些事情更丰富了。你觉得您的生活内容是不是比以前更丰富？
刘璐：确实是，领域更宽了，视野也更开阔了，我感到特别欣慰，我自己也特别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自己做电视，我是觉得有一点这方面的不用别人来在后面推。还有，可能是属马的人一种特有的性格，尽量追求一种完美，不怕辛苦，不怕付出，这点我觉得我做得还是很努力的。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更单调了，生活方面其实更单调了，工作太多了以后，个人生活，个人乐趣的色彩好像消掉了很多。
杨君：因为您是属马的，您从小就是这样的吗？
刘璐：但真正我觉得做了电视以后，我觉得是电视的职业激发我，因为本身就是有责任感的，你不做好不行，你不做好就不能在这儿做，我是这样的，你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做得好，做得比别人好，做得比别人优秀，才能够从事这个行业。
杨君：您现在是主动地在创新呢，还是有时推着你往前？
刘璐：现在没有，因为做音乐节目做了十多年了，也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优秀栏目，在那个定位上就必须要求你做好，像你讲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推着你往前走。还有一个栏目每年都有所变化，有所创新，有些必然要陈旧，必然要被其它的节目所淘汰，因为现在各个栏目的竞争都比较激烈，每个栏目的定位和方向必须准确，你必须有自己固定的观众群，这在某一领域里，比如《音乐桥》，我就是一个桥梁的作用，就是相对的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专家出现在我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事件让他才知道，这样观众才会关注这个节目，才能够起到这个桥梁的作用，起到引导的作用，不然你落后于音乐本身了，大家怎么会关注你的节目？
杨君：我觉得您还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但是这就是两个方面说，一个方面是您个人本本身，作为一个主持人做了很多年，另外一条线是您从事的栏目、节目的内容。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由于过多地关注这条线，节目和栏目内容创新和音乐的发展，以及做贡献的人们，而忽略了自己？
杨君：是这样，我觉得刚才你提这点正是说到我的痛处了，平时我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比如说对自己，好像谁要采访我，杂志也好、报纸也好，我真的不愿意浪费时间，老说那些我觉得有点絮絮叨叨了，另外我不太愿意说那些我不太喜欢的话题。另外，我比较坦率，我愿意说我自己想表述的观点，比如我很想把我的一些想法，我对节目的一些设计，我目前做到什么程度，我还有哪些今后的目标想跟大家说，恰恰人家也许是报纸，也许是杂志，他不关注这些，关注的是私生活的一方面，我的私生活没什么说的，不值得大家关注，我恰恰想表达对自己的工作这方面的，想得很多，设计得很多，但是没有很多机会说，而我对自己满低调的，这样比较好，符合我心里的性格。
杨君：除了宣传，您忽视了对自己的关心，有一点。
刘璐：我是淡淡的一个人，就是很随意的。
杨君：但是也包括个人的形象，个人有时候衣着不讲究，马上就有人猜测，您是不是对这个事不上心，也可能是由于其它的原因，但是大家是希望您好。
刘璐：非常感谢您的提示，因为我比较好的朋友，跟咱们电视不是很接近，他想象，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不是有自己专门的化妆师，有自己专门的服装师跟着你，我说没有，平常化妆，采访的时候，自己稍微在办公室稍微化一下，同时还处理一下办公室的一些事，杂七杂八的事挺多的，我觉得是同步进行的，很希望把自己的一切都做的很紧张，一切希望都做得最好，我说是不是有点这个，同时，对自己没这样要求，有时候拿这个标准要求周围的同事，觉得未免苛刻，这是我以后应该注意的，所以属马的人都是身上充满了优点，也不见得，其实他还有一些过份的一面。
我觉得那十年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年轻人非常喜欢热闹，非常火爆。这些节目，我想就跟我们喝的茶一样，它品起来非常有味，你必须要学会品茶，而不是一饮而尽。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是淡淡的，像一缕清香一样，在你面前飘过。
杨君：我觉得人生是分阶段的，您的第一个阶段是我小时候看到了，那时候十几岁的孩子，尤其那时候电视没有像现在这么发展，而且那时候受的教育也是非常上进的；第二阶段我知道了，第三阶段，我想您现在至少应该在第二、第三阶段中递进。其实工作和生活有时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两个内容是您的思考和精神，所以我觉得每个阶段人都有自己的风采和自己的美好的向往，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划分自己的？
刘璐：我一般说来是一个挺普通的人，挺平凡的，一切都很平静，该到结婚的时候我自然就恋爱了，就结婚了，就嫁出去了。该工作的时候，到哪个工作阶段，也都是顺其自然的。每一次交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努力地把它做到最好，争取做得最好，也就是这样。也就是这样。在生活方面也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像时尚方面，当然，我很欣赏时尚，我也很羡慕那些追求时尚的人，但我自己我觉得也不是很时尚，比较和谐就很好了。有时候觉得这个衣服适合我穿，但是也许不是名牌，但是，我自己会选择这样的装束。也许有的是名牌，但是并不适合我的身份，我也会放弃它。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杨君：我非常想知道一些业务上的思考，我说的这个阶段是指这个，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做文化节目，包括一些晚会，后来可能就操作更大的事，后来内容多了，当制片人和主持人，时代不一样了。
刘璐：对，比如说在单纯地做主持人的时候，我觉得做文化生活主持人的时候，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组里大概有10个编导，加上我也就是11个人，那个氛围非常好，本身的男同志编导也能够兼任摄像，这个组织是一体的，做的书法大赛，在那个组的时候，文化氛围非常浓，大家十年的时间，我觉得是一个文化方面的积累。还有一点工作体会，在那个时候，我们采访了很多不同领域的文化界的名人，我觉得对我来说，做主持人就是这样，有个方便条件，采访的时候，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人家会把你一生的经验，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跟你倾诉，我觉得他是人生的总结，是事业上的总结，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和帮助，因为有不同的专家，你会从不同的人身上汲取很多丰富的营养，我觉得那十年来说对我的帮助特别大，也是我做文化节目打基础的非常好的时候。那是大概1983年以后。这个应该算一个阶段，如果从事业上划分的时候。这个阶段相对还是比较完整的时候。
杨君：那个阶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阶段，那时候很需要文化。
刘璐：对，那时候做文化节目还是很好的。当时我在广播电视剧团还是可以的，后来我才调到电视台这边，也是因为经常有些节目让我来说说，那时候没有主持人的定位，前面需要播音员出个图象，就觉得我可能跟文艺类可能比较接近，就这样叫我过来，我们都一个院，前后楼，特别好招呼，刘璐过来了，吃饭拿个小饭盆，下午你来过来录个什么。当时1979年录的叫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到1986年的时候再次录，还请我当主持人，那时候比较早，1979年第一次录，这个节目是咱们台对外交流的一个节目，在音乐方面，这个节目对我后来从事音乐节目也是有很大的帮助，我那时候特别喜欢中国的音乐，那么好听，用交响乐的演奏形演奏起来，我当时是客串出镜，那个时候对我的帮助很大。
那是1982年还是1983年我记不太清楚了，那个时候已经在电视台经常过来，借过来工作，两边来回跑，这个人最后总的要定到哪儿，那边成立电视剧制作中心，一部分同志划到那边去，我们就划到电视台了。
杨君：当时是主持？
刘璐：当时没那么明确，没有什么主持人这一说。就是出像。出像的特少，没有几个人，有沈老师，当时在《为您服务》，赵老师。还有《大运河》的李娟。
杨君：而且文化专题类的主持人出图像更少。
刘璐：专题类的主持人沈老师比较早，做专题类的节目，《为您服务》比较早，这边还是缺这样一个主持人，这样把我留到这边来了，也是阴错阳差的，并不是我自己那个时候选择了。《文化生活》那些编导人现在都是各个栏目的制片人，有《读书时间》的制片人吴玉伦，李欣也在《为您服务》，有一批是文化生活服务，有一批过的文艺部。如果分阶段，我想那十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后来文艺部《旋转舞台》是文艺部的，我做了一个专职的主持人，那个阶段我在主持人方面这个领域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相对它的工作更单纯了，只是做主持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尽量完善导演的意图。那个时候《旋转舞台》节目做得很有品位。我非常欣赏那个节目，我也很喜欢做有文化品位的节目，有艺术品位的节目，我很怀念那段时间跟众多的编导合作，虽然时间不是很长，有三年多的时间。文化生活栏目结束以后，后来我们的节目由改了，进入到90年代是《旋转舞台》改版之后，跟《旋转舞台》的编导合作非常愉快，当时在文艺部，因为我在文艺部工作多长了，我很怀念那段时间。同时，在那个时间，文艺部还有一些大型的比赛，比如说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我一共主持了两届，18年，作为主持人来讲，时间还是满长的，所以我对那样的赛事的节目也很怀念。
杨君：你看到中国这样音乐的发展。您真是一些音乐事件的见证者，这些事件跟电视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刘璐：是，一批一批的，从三等奖开始，从那英参赛，从歌手开始，他们一度在成长，眼看着这些孩子在长大，在成熟，现在都是歌坛巨星了。赶上了那个时候，因为在文艺部的关系，当时还有一些戏曲节目的比赛，像梅兰芳京剧大赛，还有中青年演员的大赛，在京剧界也有很多的朋友，虽然我不会唱京剧，但是因为是多年的接触，工作方面主我，我自己就愿意做得很好。还有，可能是属马的人一种特有的性格，尽量追求一种完美，不怕辛苦，不怕付出，这点我觉得我做得还是很努力的。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更单调了，生活方面其实更单调了，工作太多了以后，个人生活，个人乐趣的色彩好像消掉了很多。
杨君：我觉得您的经历其实也非常典型，你想一下，其实你在不同的阶段，都对当时的某一类节目，不仅仅是说节目，某一类的文化现象、音乐现象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像文化生活这段时间，我觉得在引导人，陶冶情操方面起了大的作用。那时候好像“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人们的精神生活非常贫乏，那时候有个电视剧《渴望》已经非常开心了，这个节目确实对大家的影响很深。
歌手大奖赛这些年来对老百姓的精神生活也可以说是极大地提升和丰富了内容，而且这么多人被推出来了，本身挖掘人才有很大的贡献。您从这样两类节目——比较高度的节目过渡到您的节目，而且您现在是三种节目，我就注意到您的节目其实是有很传统的内容在里面的，有非常多的高雅的音乐，包括以前的积累渗透都在里面，确实是这样。
刘璐：我觉得能有很多话题可以说，你就像是我的知音一样。我觉得你的观察非常细。正是由于我关注到这些传统的东西，我觉得传统的东西是我们应该继承，应该挖掘的，甚至一些非常优秀的东西，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阵地，有这样的渠道有所展现。恰恰这些节目等于说市场方面不是很好，它不像做一些流行音乐似的，年轻人非常喜欢，非常火爆。这些节目，我想就跟我们喝的茶一样，它品起来非常有味，你必须要学会品茶，而不是一饮而尽。
杨君：对，是这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品茶你别看是一个品的过程，不一定是全民都品茶，但是有一部分人是爱品茶，那么您的一部分收视是不是这样？
刘璐：对，按这个形象的比喻来讲还是比较恰当的，它并不是说非常轰动的节目，一时的效益非常好，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是淡淡的，像一缕清香一样，在你面前飘过。
杨君：您觉得你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其实是很好的。
刘璐：很好。我觉得跟这些音乐人，跟这些艺术家交往，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的品质，尤其是一些老的艺术家，他们那种忘我的那种精神，对于艺术那种执着的精神，这对我的工作就是一种促进，我们很累，但是我们看他们那种工作状态，那种敬业精神，那种表现，无形当中对我们是一种激励。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当时是带着特别重的任务下去的，我的压力也满大的，尽量完成好这个任务。我觉得任何一个电视人到这个时候都会冲上去，并且都会做得非常好，只不过我那时候去了，不要过多地说那些。平常我就是一个比较随意，比较低调的人，就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就行了。
杨君：我记得我对您的事是比较关心的，有一次抗洪，那是一个晚会节目，您是在前面穿着一件当时抗洪的军队的衣服。
刘璐：10块钱的小布衣服，在前线那个时候有一个救生衣，临时给我的。
杨君：对，在那么紧张的关口，而且很多人都在看。洪水泛滥非常，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去了，我觉得您站在那里，当时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人是非常勇敢的电视人的代表。我总是相信我的直觉……
刘璐：因为那个时候做电视人就是这样，任务来的时候你接到任务就要走，很多具体情况我们都是要有临时的应对能力，确实是，因为到那儿没有人给你安排的很好，你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当时要采访朱总理，后来在大堤采访了江总书记，那么都是我们经过很多努力，在那个时候，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采访到了，江总书记也讲出了抗洪精神也是在那次，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本身来讲，我对这件事看得也比较淡，做电视人是份内的，这时候需要你到前面去采访，你的任务就要完成，尽量完成得好。
杨君：您是这样想的，这件事也许过去了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就当时的人来想，文艺部的人很多，因为文艺性的节目跟艺术打交道，给人一种感觉，他们容易歌舞升平，他们好像民族感和责任感有时候不如别人，比方搞新闻的人那么强烈，所以，在那样的关头，文艺部的人冲上去了，而且站在波浪的上，我觉得给人的感觉还不仅仅是采访到了，或者是完成任务了。
刘璐：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有时候给我一个车号，跟救火队员一样，因为经常紧急的事情，替别人去，去西藏，穿着凉鞋就去了，因为下午就要下飞机了，我拿着简单的东西就走了。去西藏去了两次，这次去抗洪一线采访也是，当时是文艺中心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主持人，当时在现场不一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路上还能够跟大家协调，能够拿拿主意的人，他可能觉得我从年龄上来讲，从阅历上来讲，从经历上来讲比较合适，所以就让我到一线作为前方记者。当时任务很重，有很多都是问号，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到一线采访，当时只是从地方上借了一个非常旧的破面包车，你想当时是什么样的条件，那时候已经顾不上穿什么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精神，我觉得一直在激励我，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做好，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杨君：我觉得这种经历非常难得。
刘璐：当时是洪灾，要募捐，我们是一次募捐的义演，第一手资料非常重要，带着特别重的任务下去的，我的压力也满大的，尽量完成好这个任务。回来当然有一些荣誉，我觉得受之有愧。回来有记者，报社的记者想采访我，我不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任何一个电视人到这个时候都会冲上去，并且都会做得非常好，只不过我那时候去了，不要过多地说那些。平常我就是一个比较随意，比较低调的人，就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就行了，经常做得好一些，那么努力还没太做好，所以也不能松懈。
杨君：因为我也是一个专业人，所以我们谈话没有像人家特别客套，我觉得那样挺难受的。
刘璐：我太喜欢这样了，我不太喜欢转弯抹角的。一个人要非常非常真，才对这个事情分得清。
杨君：我觉得如果对我们的业务有些帮助，有时候挺需要找一个朋友，或者就是有一个朋友跟你聊这些事，聊完以后觉得挺好的，挺开心的。另外，您为人的风格，我想很多人也不是很知道，甚至你自己有时候都没想清楚，我是忙工作多一点还是关心自己的身体多一点。其实您是个什么样子，您有自己的定位吗？
刘璐：您是指我是做电视人的定位，还是做主持人的定位，还是做人的定位？
杨君：都不同吧。
刘璐：先说做人的定位，我觉得做人要非常真实，非常坦荡，就好像一杯清水一样，在玻璃杯里应该是透明的，只要你心地非常非常纯正，你做的节目，你所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应该非常真实。你才能做好，争取做好每一件事。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毕竟我们是努力了，我觉得一个人真诚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再说到做电视人，在做人真诚的基础上，电视人还要有一种奉献精神，这是必需的，你要牺牲掉自己的一些个人爱好，甚至是自己的休息时间，比如说人家说去玩一玩，去娱乐娱乐，真正的都很累了，有很多旺盛的精力，好像最光彩的一面都展现在屏幕上了，真正到家里的时候，应该是很狼狈的时候，像你讲的比较蔫的时候，做电视人应该有这种奉献精神。
做主持人又不一样，毕竟你是公众人物，是一个电视界的名人，我会有一种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对自己是一种什么心态？我觉得用平和的心态是最好的，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另外，一个主持人对自己的标准不一样，自己的习惯不一样，我觉得虚荣性的东西要少一些，真诚的东西需要多一些。虽然社会上给你很高的评价也好，大家给你的一些尊重，好像也有一些这样的地位。恰恰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地站在这里，非常平和的一种心态，就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们要面对普通的观众，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只不过我们是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是电视台的工作，我想有了这个心态和认识就没有什么负担了，你就会很坦然地面对一切。
杨君：是的，而且您的态度非常亲和。
刘璐：是这样，你要很坦然地面对一切。尤其是对一些好像是荣誉，或者该你得到的你没有得到，或者如何如何的，那个次一点，反而你会看得很淡。但恰恰工作要做好，一点一滴积累的，自然社会上会承认你，你本身的领导也会承认你，台里也会承认你，我觉得都是靠自己努力分不开的。
我很追求完美，并且我也很欣赏做事做得特别完美的人，我特别愿意跟这样的人交往。我觉得首先做人要做好，做事一定要做好，因为这体现你的能力，不能说这个人很好，做事做得很差。
意识在一点一滴之中
比如一些老的专家，节目播了特别感谢你，能不能转个带子什么的，对我们来说，无数的人我们拍完以后让我们转带子其实是挺麻烦的，但是恰恰想到这个，也许是作为他一生的保护资料，给他亲友都看一看，以后说不定作为他来讲，这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非常非常好，这些琐碎的不是我们份内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帮他们做一些。
杨君：因为现在职业的习惯。刘老师，我觉得你的状态今天看非常好，我们不喜欢用年龄来界定一个事，多少岁了，怎么样，我觉得有的人三十岁也许干六十岁的事，六十岁的人也许干二十五岁的人的事，我觉得年龄和做的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要看你的年龄跟做的事是否和谐。您今天的状态是年轻的，您进来的感觉让我觉得跟时代结合很紧。我觉得您在日常生活中肯定是很关注社会的。
刘璐：是这样，像你刚才讲的，人总是要思考一些事情，除了工作之外，要关注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渠道现在非常非常多，像我们这样作为朋友之间谈天是一种方式，通过其它的媒体多样的渠道，渠道太多了，我觉得迫使我们不得不努力，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还有一个心态的问题，你刚才讲了，也许年龄不是衡量的标准，确实是，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年龄是生理年龄，最重要的是他的心理年龄，心理年龄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也许他是未老先衰的，也许刚刚30岁、20岁，但是他的精神面貌已经进入暮年了，我觉得这是最可悲的。人恰恰是不要追求表面的，也许是随着年轻，也许我们脸上会有皱纹，这是自然的规律，我肯定不会做那些整容或者拉直的手术，这是违反自然规律了，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人。把这个展现给大家，你到什么年龄段就是这个年龄段，也许到那个年龄段，依然有喜欢你的电视观众跟着你走。
杨君：跟你产生共鸣。您觉得你的生活中关注您的百姓或者家人、朋友对您影响大吗？
刘璐：因为观众来信非常多，各种各样的观众，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人家观众来信的时候是一种期待，他会求助于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把你当成最知心的朋友一样，好像这个孩子在外地，十几岁的一个小孩，是个盲人，弹钢琴的一个孩子，因为他看不到我们的节目，就听这个节目，当时他要弹一个练习曲参加比赛，后来让他妈妈给我写了一封信，就是信号在这个节目当中，播过的节目给他转录下来，还要听这个曲子之后，根据这个，要变成盲文的谱子，他才能在钢琴上演奏，后来这个孩子表现非常好，在民族宫还开了一天会，我还去听了，当然我还没到后台打扰他，这个孩子后来还给江总书记演出，很有名气的盲童，好像是破例生的。
那时候给他寄个带子，我们觉得也挺忙的，虽然是举手之劳，按照我们要转带子，从库里提出来，他就是一个愿望，说不定在一段人生当中，我们稍微做一点，做一点事就能够对他人生有很大的帮助。这件事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因为以前做这些小事的时候，说回信的时候确实是难回，但是具体要求帮助的时候，每当想这个孩子，对他真是有所帮助。那个帮助恰恰是金钱所绝对绝对达不到的，买不到的。在他的人生阶段，对他来说真是尊重，他没有资料，他没有渠道去寻找，我们做电视的，做主持的真正看成一个姐姐、阿姨，虽然是一件小事，在我工作当中我觉得我能够帮助他我就尽量帮助人家。
比如一些老的专家开完以后，节目播了特别感谢你，能不能转个带子什么的，对我们来说，无数的人我们拍完以后让我们转带子其实是挺麻烦的，但是恰恰想到这个，也许作为他一生来说的保护资料，能够帮助他做，给他亲友都看一看，以后说不定作为他来讲，这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一样，非常非常好，这些琐碎的不是我们份内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帮他们做一些事情。
杨君：这种一点一滴的事，很自觉地意识到的。
刘璐：开始也是有点顾不上，但是慢慢觉得，虽然顾不上，心里也很不情愿，但是能帮他做还是抽空帮他做吧。
杨君：你有没有想一下，这么多工作，20年来，收到的信有多少？
刘璐：那真的太多了，要来我是有不同的纸箱子，专装那些信，后来也没保存，信太多了，是成箱成箱的装。
杨君：如果有个数，上几万封？
刘璐：有。信、贺卡。
杨君：有一万封了，一家以三口来算，有三万人，直接地有几万人成了您的朋友。
刘璐：我是这样想，每一封观众来信，其实他表述的一种心愿，他真的就是把我们这些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人当成了朋友，他应该很喜欢这个节目，所以他才会忙里偷闲写信来表达他的内心情感，他喜欢哪些，他甚至对你的衣服，说哎呀，你为什么总穿那身衣服，因为我们总是习惯挂在那儿，摘下来又去录像，这些都是观众提醒我，我才注意到。说刘老师，你除了那件衣服就没有别的衣服了吗，我觉得真是的，赶紧下次就换衣服，观众随时在关注你，随时在提醒你，包括我们节目的改版、调整，那些观众都非常热情，有的想很多办法，打电话能打到我的办公室去。
前两天一个画家，说我虽然是一个画院的画家，我第一爱好是音乐，第二才是绘画，所以你们的节目每一个小的调整我都放在心上。有很多观众的鼓励，这种期待，这种沟通，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无形当中是一种鞭策，就激励你，你必须要做好，你不做好对不起观众这份心。我觉得我们就放在普通人的心态。
杨君：咱们就换一个位置将心比心，或者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他期待的东西，如果回信了，而且像我们刚才说的，假如说这一个家庭三口人，三万人直接地跟您寄予了期望。我觉得有时候是人的一种情感，一种希望，我们不能把希望断了。
刘璐：确实是这样。我这样想，主持人也许在他最辉煌的时候，他确实是有阶段性的，比如说是在十年前，作为文艺类的主持人，正是主持大型节目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位置的调换，一代一代新的主持人走上屏幕，这是自然规律，我真的希望我们那些同行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因为现在节目多了，他们的领域更宽了，并且他们的表现也确实是更优秀了。
恰恰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主持人又有了新的位置，这种位置的调换、心态的调整，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平和的，只要有机会，我对所有的后起之秀，对我们的同行，对新的主持人都跟他合作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像朱军、白燕升、周涛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电视事业就是承前启后的一个事业，前面有人带着我们往前走，后面还有年轻的同志继续跟上来。
杨君：您觉得我们的主持人——白燕升、朱军或者张政等等这些主持人——你们关系都非常好，您觉得他们给予您启发，你也给他们帮助吗？
刘璐：有，当然有。我记得朱军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在音乐直播厅，因为我经常直播，那种心理压力很大。我非常理解，年轻人刚直播的时候，他就想到很多，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也想了很多，想的其实都是没必要的。衣服怎么样，观众怎么样，今天我这个词怎么样，就是那些想得特别多。如果你要是跟一个新同志，同时你的情绪特别稳定，就觉得这没什么，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他自然就放下这个心了，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其实紧张是情绪的紧张，是个人营造了一种紧张的气氛，其实不见得那么紧张，但恰恰把心态调整好了，我觉得他非常自然地就能够应付任何的现场直播，现在我觉得他是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他当时就来说这个事。他说紧张，手特有汗，我说没事，咱们就一段一段往下说。
杨君：您在旁边他忽然觉得非常心里踏实。
刘璐：就是这样，我们也在互相磨合，互相切磋，这段怎么说，下段怎么说，就这样。其实，互相之间的工作上的配合，工作上的默契非常重要。另外，大家那种融洽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杨君：有时候您觉得他们给你启发吗？
刘璐：当然，我觉得现在年轻的主持人非常优秀，他们应该说才思敏捷，比如说在戏曲方面，白燕升就有很多他的优势，他自己原来是那个环境当中，上学之前也接触过一些戏曲方面的艺术门类他也比较熟，跟他搭档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他对我又有所帮助，我在电视方面、主持经验方面比他丰富，恰恰在知识方面他又比我强，这就是互补，这就是我们向年轻人学习的方面，每个人都有优点，每个人都有长项，我觉得非常好。现在偶尔有节目合作，依然非常亲。
杨君：我觉得您是一个心态非常好的人。那天谁跟我讲，说刘老师跟我非常好，但是跟你一接触觉得特别说得来。其实因为电视是个集合体，而且您对这个集合体的认识特别清。
刘璐：电视确实是，主持人只不过是代表大家在前面跟观众说几句话，表述编导和其他主创人员的一些思想和意图，是通过主持人来表述的。而恰恰你幕后多少人工作？这个班子有多少人，大家这种凝聚力是很重要的。
杨君：确实是。有没有这样的人，因为以前跟你不熟，在电视上看到你，或者因为你做制片人跟你说，刘老师，我真没想到您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喜欢你，有这样的吗？
刘璐：有，因为一般的人知道我比较坦率，有的人不太了解我的，说长的那个样子，是不是挺骄傲的，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说法。跟我接触的，是这样的，她是一个还很平和，虽然是我要求高，但是对人非常非常善良。观众最有意思，因为我接触比较多的，我经常打车，出租车司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特有意思，特别愿意跟你聊天，他聊起来绘声绘色，从他们身上我还知道了很多观众的反馈意见，我没想到，他说你是非常平和的一个人，没有明星的架子。我说你千万不要这么讲，我们做电视的，尤其在中央台工作的这些同志，我们从来没有明星的感觉，我说因为你可能没到我们那个工作环境当中去，我们也经常加夜班，因为你工作做不完，你不能把工作放下你就回家了。
因为工作氛围就是那样的，你没有时间想你是多么骄傲，你没有时间想你是多么有名，我们非常普通，下了班回家，回家买菜。回家做家务的时候少了，这点也是个缺憾。我是比较坦率，有什么事说什么。我如果有孩子应该上大学了，但是我没有孩子，我先生是个教书的，当老师的，在大学里教书，有这么多年了，一直非常平和的。
杨君：因为我觉得您有一种很爱护人的？您觉得你有点大姐，知心姐姐的感觉。就是一种知心姐姐的感觉，和你接触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原来可能觉得您比较漂亮，是一个那样的人。但是我觉得其实您还是各方面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人。
刘璐：我想我要是有孩子肯定对他非常严格，从关心人，我非常关心每一位同志，但是我对人要求得很严。因为年龄到了，所以可以做大姐了。我正常朝好的方向做。
我觉得单纯一点好
单纯一点你可以腾出一些精力做你该做的事。我自己有一个体会，比如因为我们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繁杂的事情缠绕着你，我有我的处理方法。比如说方圆是个圈，我永远是站在中心的，我就是站在中心，我非常坦诚地直奔我的目标前进，我不会跟着人家去绕圈子。
杨君：您看您全心放在工作上，有多少精力，采访那么多人，搞过这么多节目，这个人生很精彩。
刘璐：对，对我人生来说是很有帮助的，确实是，像修养也好，这种培养，还有情操的陶冶，都是互相的。我跟我采访对象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每做一个节目，我都觉得还是很有帮助。
有一次，我很在意一首歌——那个调子非常非常空旷，其实这首歌，我听了，平常没太注意听，但是他是思考在里边。我为什么比较喜欢到边远地区采访？到少数民族地区真是山高路线的，一天9个小时才能到我那个目的地，到大自然当中，到乡村当中，到少数民族的聚居的地方，你会采访到原汁原味的歌，真正的民歌，没有修饰过的，没有都市化的污染的那些东西，她们非常非常纯朴。恰恰我的感受，我们在都市生活太久的人，需要那种心灵的净化。就跟吸氧一样，到大自然当中的氧吧当中去，体会一下到基层当中去听听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民歌，他们那种纯朴，他们对人生，他们对艺术，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述，是跟艺术家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另一类的，我们在读书做一段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深入下去，必须到基层去。
杨君：这是一种净化。我曾经一个同学家里父亲母亲做透析，他不知道是什么病，就是把那个血液过滤掉，换上新的氧，后来就很好。后来我想人也能这样，是不是空气净化，屋里的尘埃能消失，实际上我觉得有时候人的内心需要这样。在您这么多年中，对您影响大的人是谁？爸爸妈妈，你周围的人？
刘璐：那是很近的。当然，我做这个工作可能接近艺术的领域，我母亲是个作家，可能在这方面对我有所帮助，小时候看一些书，我父亲是从事艺术工作，做过导演，在这些方面，艺术的氛围，那种陶冶可能艺术氛围浓一点，但是他们没做过电视，他们不知道电视是怎么回事，我是从事这个职业之后，我觉得真正培养我的还是这个事业，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周围的。
杨君：你喜欢的衣服的颜色有选择吗？
刘璐：每个阶段好像不同。我这个年龄阶段可能比较喜欢那种棕色的，米色的。自然色，大自然的颜色我都非常喜欢，但不一定指穿在身上的。太艳丽的颜色不太喜欢。以前的阶段也是喜欢淡淡的，比如节目要做个底，做个片头，我喜欢做个蓝的风格，蓝片组的那个调子，这类，我不知道从心理学家看是怎么看的，你们让他们随便分析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杨君：其实你生活挺清淡的，是不是吃饭也很清淡？
刘璐：随便吧。有时候下班晚了，随便吃一点，划一下卡，吃完了就回家了。业余爱好，有。比如说礼拜六如果有空，上潘家园，背一个小书包，夏天戴一个小破帽子，人家也认不出我来，到地摊上看看有什么破烂，买一些宝贝。没有固定收藏什么，跟收藏家没法比，因为我有个尺度，比如卖东西，不能超过几百块钱的。还有一定的限定。但是是我喜欢的东西，也许是个摆件，也许是个瓶子，是个明代的或者清代的，但是是民间的，像官窑的买不起，太贵了。民间那种你会注意到民间绘画的方式，也许人物，那个时候的衣裙是什么样的，那时候的笔锋是什么样的，它是透着时代的气息，那种文化的含量在里面。时间长了你会知道，这类就是明代的风格，稍微拘谨一点，死板一点是清代的风格。彩瓷是什么样的，青花又是什么样的，这是我放松的一个时候。找一点玉，咱们现在真正好的玉很少了，偶尔看一些小摊看一看，挺有意思。看我看一看玉，我大概还能看个一二，跟专家没法比。
杨君：您喜欢中国画吗？
刘璐：中国画我喜欢那种风格，它是写意的，有无限的想像力在里面，可是我不会鉴赏画，我不知道哪个画更值钱，更有价值，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淡淡的墨融进宣纸里边，渗透在里边，它跟中国的那种人文的东西非常非常接近，体现得非常非常好。
杨君：我觉得这是你休息的一个方式，每个人休息都有方式，我休息的方式是必须两个星期去看一个电影，我为什么看它？因为平常周围都是说的专业的事，看电视根本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只有看电影的时候周围的事全都忘了，就是看一个故事。我就很放松了，别的事什么都想不起来，但是据我观察，不同的人放松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关在家听特剧烈的音乐，有的人听特温柔的音乐，有的人喜欢在家涂涂抹抹的，画的好坏不说了，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单纯的环境里，有人就是逛街，也不买东西，就是看风景，我觉得很好。
刘璐：逛商店我不是太擅长，买东西方面我是直奔一个目标就去了，开着单子，我速度很快就完了，因为商场人比较多。偶尔到外地看看，跟商场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请教他，哪个哪个一指点，哪个地方买什么，我省得跑冤枉路，节省很多时间。但是自己喜欢的也就是去那儿，人家一听，潘家园，人家想是不是老头去的地方。
杨君：我觉得真是一种爱好，这个爱好也许什么目的也没有，除了音乐天天在这儿听外，您回家肯定听音乐是吗？
刘璐：那就是有选择了，我要用音乐了，我要用的必须要听，听完以后，我明天还要用，就是这样的。
杨君：你搞一个行业的，谈不上放松，我不大看电视，因为我整天琢磨电视的事，我回家看电视，跟我想的一样，我的生活、工作完全联在一体，所以我想静静的。我喜欢观察，我为什么喜欢观察？我觉得世界和世界有时候是那么不同，但是要理解他就必须知道人们是怎么想的。这个观察不是有意识的。
刘璐：对，你观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杨君：我能观察我就能明白，但是我不是刻意的，下意识的，我就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人和人如此不一样，喜欢的如此不一样，其实只不过寄托的方式不一样罢了。我是这么想，挺逗的，我觉得特别多的人生活很有价值。有时候我很单纯，什么都不想。
刘璐：我觉得单纯一点好。因为单纯一点你可以腾出一些精力做你该做的事。我自己有一个体会，比如因为我们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繁杂的事情缠绕着你，我有我的处理方法比如说方圆是个圈，也许周围会面对不同的人，也会面对不同的事，我永远是站在中心的，我就是站在中心，我非常坦诚地直奔我的目标前进，我不会跟着人家去绕圈子，即使别人让我绕圈子，我也非常坦率，非常直白地告诉他，我的意图是什么，我是怎么想的，我不会在矛盾的圈子当中为了迎合，付出很多没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我会非常坦率地，你不要猜测，也不要揣摩，我是这样的想法，也许我们不是同类人，太好了，拜拜。
我很喜欢我的名字，“璐”是当石头讲，这个石头是璞玉，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其实是一块石头。我非常喜欢名字的含义，它不是个美玉，意思特别好，它是个璞玉，没有经过人工雕凿的，朴实无华的石头。
■摘自《我们：中央电视台马年主持人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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