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以大胆的尺度和深刻的社会反思而闻名。《寄生虫》则将贫富差距引发的人性扭曲推向了极致。这部电影自2019年上映以来，凭借其紧张的情节和独到的视角，迅速席卷全球，赢得了无数奖项，成为全球影迷的热议话题。尤其是在2025年，《寄生虫》一举捧回了第92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年度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电影开篇呈现轻松幽默的氛围，但随着剧情推进，气氛逐渐转变，最后演变为一场让人心碎的悲剧。金基泽一家四口，生活在一个阴暗的半地下室中，勉强靠给披萨店折叠外卖盒为生。生活的窘迫和艰难没有压垮他们，反而激发了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改变命运的决心。一次偶然的机会，金基泽的儿子基宇被推荐到一个富裕家庭——朴先生家，担任英语辅导老师。从此，金家四口人开始了一场“寄生”计划。基宇成功应聘后，继而将妹妹基敏介绍为小少爷的艺术老师，接着父亲金基泽成为了朴社长的司机，母亲则取代了原管家的位置。就这样，金家悄然“入驻”了朴家的豪宅。
然而，朴先生并不知道，他雇佣的其实是同一家人。金基泽一家的“入侵”并非偶然，他们的每一步都是精心策划的。最终，金基泽一家通过精心设计，成功在朴家安身立命，但他们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电影借这场情节的逆转，深刻揭示了贫富差距的残酷现实。
电影的高潮发生在一场暴雨后，基泽家族的生活遭遇了突变。这场暴雨不仅打破了他们的伪装，也暴露了他们与富人之间在生存境遇上的巨大鸿沟。从最初对朴太太的感激，到最终拿刀杀死朴先生，这一切源自金基泽一家在生存压力和心理失衡下的暴力爆发。随着金基泽的愤怒和绝望达到了顶点，贫穷与富贵的界限在这一刻消失了，死亡成为了唯一的平等。
《寄生虫》不仅描绘了贫富之间无法逾越的深渊，还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贫穷阶层内部的恶性竞争。在韩国，虽然2024年失业率为3.7%，但年轻人和高学历者的失业率却居高不下，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片中的金家一家四口，并不是没有工作能力，反而拥有许多技能：他们懂外语、会使用电脑、厨艺高超，且基敏有着不小的艺术天赋。但他们所处的底层社会，给了他们有限的机会，改变命运的可能几乎为零。
《寄生虫》更深层次地探讨了阶层固化的问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韩国65岁以上的贫困率高达40.4%，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这样一个贫富差距逐渐加大的社会中，金基泽一家别无选择，只有“寄生”到上层家庭，以期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
然而，随着金基宇进入朴家后，金家人的欲望开始膨胀。为了生存，基敏伪造了身份和家庭背景，成功赢得了朴太太的信任。兄妹俩通过一系列手段，成功将父母带入了朴家，一家四口成功“寄生”在富人家中。这一过程中，金家人逐渐意识到，阶层上升的机会极为有限，只有通过“蚕食”他人的工作机会，才能确保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一个阶层上升的电梯已停运的社会中，底层人士的希望几乎无从实现。
影片中所展现的贫富差距，以及人们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反映。随着故事的推进，金基泽一家与前保姆夫妇之间的争斗愈加激烈，最终爆发了可怕的暴力冲突。前保姆夫妇原本也是中产阶级，因投资失败而沦为穷人，最终被迫藏匿在朴家地下室长达四年。然而，金基泽一家四口的“寄生”生活，也因此暴露在前保姆夫妇的眼前，这为后续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剧烈的社会竞争中，底层人士的相互残杀成为生存的常态。金基泽一家与前保姆夫妇在朴家地下室的争斗，几乎让局势失控。直到朴社长一家突然回家，金基泽一家才得以完全控制住前保姆夫妇，将他们囚禁在地下室。最终，金基宇被前保姆丈夫用绳索绑住，基敏则遭到致命的刺杀。
电影深刻揭示了穷人相互残杀的根源，并指出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系统的恶性循环。在这种社会中，贫穷往往不是由个人能力决定的，而是由系统性的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均等所造成。电影最后的反转，揭示了富人家庭所表现出的“伪善”，以及穷人阶层在社会中的真实处境。
《寄生虫》不仅是对韩国社会的深刻剖析，它的深远意义更是全球范围内对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固化的警示。正如200年前巴尔扎克所言：“富人总是少于穷人的，所以，斗争一旦变成了人力物力的较量，胜利总是属于穷人的。” 这部影片令人不禁联想到马克思的结论——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这是一次对现实的强烈反思，也是对未来社会结构的深刻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