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马伯庸的小说《长安的荔枝》先后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都取得了不错的口碑。
然而,围绕“荔枝入长安”这一任务,不同创作者却塑造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马亲王选择让主人公忠实完成使命;导演曹盾赋予主角反击体制的勇气,让微小的个体爆发出对抗权力的力量;大鹏用镜头冷眼旁观,将整个过程的荒诞与虚无剖开在观众眼前。
原著、剧版、影版的结局各有千秋,难以简单地说谁更好,谁更差,但三者的对比,却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任务完成”这一命题的契机。
原著结尾:贵妃吃到了荔枝,李善德也因此得救
在原著小说中,李善德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岭南荔枝送达长安,贵妃如愿以偿地吃上了这“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时鲜。然而,任务完成的那一刻,并不是故事的终点——恰恰是代价的开始。
当李善德指出运送荔枝劳民伤财时,他立刻遭到报复与诬陷,几乎为此送命。幸得高力士出面相救,皇帝心情大好,赏赐了一篮荔枝,才让他侥幸脱身,最终被流放岭南。
这个结局现实又残酷。荔枝运到了,命保住了,但李善德在权力场上不过是棋子。他那一点点“为民请命”的正义,也只能在不触碰帝心的范围内苟且求生。权力兑现了甜美,也吞噬了完成任务之人的尊严。
剧版结尾:李善德提前催熟荔枝,贵妃没吃到荔枝
电视剧则在原著基础上加了浓墨重彩的反转。李善德用苹果催熟之法,让献给圣上的荔枝徒有光鲜外表,借此与左相联手揭穿右相的贪功行径。
贵妃最终未能品尝荔枝,右相在皇帝面前颜面扫地。李善德则带着女儿逃往岭南,小舅子郑平安为其掩护而死。
这个版本最突出之处,是李善德的觉醒。他不再是尽职尽责的工具人,而成为了“以小抗大”的底层英雄。他没有破坏系统,但在系统的夹缝中做出自己的道德选择。荔枝成为抗争的媒介,一口未尝,却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
对观众而言,这是一种既满足情绪,又具批判力的理想化完成。
影版结尾:荔枝送到了,却被贵妃忽视
影版《长安的荔枝》将故事处理得更为简洁也更具荒诞意味。李善德完成任务,荔枝摆上了皇宫餐桌,但贵妃的注意力却被舞蹈吸引,甚至未尝一口。这场耗尽无数人力物力的奔波,最终像泡沫般消散在宫殿的喧嚣里。
影片结尾,李善德骑白马穿越灯火通明的长街,长安城依旧热闹,他却早已被这个世界遗忘。他怀念的不是完成任务的荣耀,而是长安街头的烤馍摊、肉包铺子 —— 那些被权力碾压的人间烟火。
这一刻,最触动人心的,是那个被体制抛下的小人物,默默告别了自己的一切,却只换来 “无人在意” 的终点。
第四种结局:最不像“主角”的结局
原著讲的是“官场冷血”,剧版讲的是“权力反讽”,影版讲的是“荒诞与无声牺牲”。如果说这三者都在描述“荔枝怎么被送到了”,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试着问一个更深的问题:
——如果李善德最后决定不送呢?
李善德接到荔枝转运的任务后来到岭南,苦寻鲜荔枝的保鲜、转运之法,再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找到了一种理论上可行的保转运技术。
当他回到长安,拿着转运方略见到了右相杨国忠,并得到了赞许与支持。
然而,当李善德提出让熟悉商路的胡商承担转运,以减少损耗时,却被断然拒绝。右相斩钉截铁地表示,不必动用太府寺的钱,也不必动用圣上的内库。
李善德心头一凛。天下钱粮皆有出处,不出于国,不取于内,那取自何处?唯有榨取沿途驿站与岭南果农——右相不仅不愿出资,还妄图借转运之机再行敛财。
回想起荔枝转运试验的这一路上,花费达上万贯,三成马匹累死在秦岭山道,一成骑手因中暑或坠崖殒命。
如今朝廷不想出一分钱,沿途的百姓只会被压榨得更狠。
李善德为了活下去而拼命,而这份 “活” 却要踩着无数人的尸骨。他曾一次又一次想过,为了贵妃的一笑,是否值得这么多人葬身荒野?
想到这,他犹豫了。
回到家中,他忽然想起当初在黄草驿试验期间的“逃驿”事件——为何别人能逃,而我不能?第二天,李善德假意回岭南办差,带着妻女,悄然离开长安,最终躲进了阿僮姑娘曾提起的大山深处。
他选择了逃离,而不是完成。
这个结局没有掌声,没有功绩,也没有反转的高光。也许在历史上,作为“失职之人”而留下寥寥数字。
可当山风穿过荔枝林,带着清甜的果香拂过妻儿的笑脸时,李善德知道,自己终于为那些辛苦谋生的驿卒、果农、村民,也为自己,做了一次不被权力裹挟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