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香港的某餐厅里举办了一场不太寻常的晚宴。虽然桌上的宾客并不多，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紧张和压抑感，仿佛有些事情正在悄悄地酝酿。在这场聚会上，一位名叫沈醉的客人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他曾是国民党军统局的高级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和自我反思，现在重返社会，此次获得特别批准前来香港探望他的前妻和女儿。
晚宴中气氛安静，突然间，一位小女孩从长辈的身后探出头来，天真而好奇地盯着这个被介绍为“军统大员”的老者。她犹豫了一下，终于忍不住问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用竹签刺江姐？”这句话一出口，顿时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目光纷纷集中到沈醉的身上。沈醉低下头，沉默片刻，似乎在回想那段往事，然后才缓缓开口。
他的回答将会是什么呢？
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局长戴笠在南京上空因飞机失事不幸身亡。当时，这一消息尚未传到军统局。蒋介石误以为戴笠的飞机坠落在解放区，随即指示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迅速组织营救行动。为了避免失误，毛人凤召集了所有在重庆的军统高级干部，商讨派遣一支小队前往坠机地点进行搜救。计划中还特别要求带上医务人员。然而，这项任务存在很大风险，因为可能会遭到解放区武装力量的拦截，许多人都不愿意主动承担这项任务。
就在众人沉默之际，沈醉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带队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这个决定不仅仅是基于他对戴笠的忠诚，还反映出他对军统局内秩序的捍卫以及对领导知遇之恩的回应。可是，在营救行动开始之前，就传来了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的消息，原本计划好的搜救行动不得不取消。但沈醉依然全力投入到处理戴笠后事的工作中，包括整理物资、协调家属事务并参与追悼活动，尽全力为戴笠的家属和身后事做出安排。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云南的政治形势愈发复杂。由于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和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云南的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增加。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最终决定撤销云南的警备司令部，以及一些驻云南的特务机关和行政机构。为了继续对云南保持控制，蒋介石决定派沈醉留在昆明，以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的身份继续执行特务工作。沈醉的任务就是指挥特务部队进行潜伏行动，确保这些尚未暴露身份的人员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同年9月，蒋介石对云南的形势感到更加焦虑，派遣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带领一批特务进入昆明，与沈醉等人共同组成“整肃”指挥部。沈醉被任命为行动组长，直接负责搜捕和打压共产党地下组织及民主活动人士。为了快速解决威胁并收集更多情报，沈醉指挥特务部队展开了全方位的搜捕行动。仅仅一天一夜，400多名共产党成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就被捕，其中不乏长期潜伏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和公开参与反抗运动的学生与知识分子。
到了1949年11月，随着解放军的推进，国民党在全国范围的控制逐渐收缩，云南仍在蒋介石的掌控之下。蒋介石决定依托云南独特的地理优势，部署长期抵抗的战略，命令沈醉继续主持昆明的防务工作。沈醉迅速展开防御，指挥特务队伍全面实施“应变计划”和“游击计划”，将城市和乡村划分为多个防御区域。沈醉与昆明的特务网络保持着密切联系，要求他们密切监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动向，防止起义或内应现象的发生。
然而，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沈醉的计划逐渐受到阻碍，特务队伍的行动受到了地方爱国势力的制约，执行难度逐渐增大。最终，在11月20日，蒋介石决定进一步调整沈醉的职务，将其提升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并兼任游击总司令。这一职务转变使沈醉的工作重心从城市防御转向了乡村游击作战的组织和筹备。沈醉积极开展地方游击队的组建工作，并开始在云南偏远山区和村落中实施游击战指挥。尽管如此，蒋介石的命令和沈醉的努力并未能遏制云南局势的崩溃。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沈醉的特务系统和指挥网络迅速瓦解，他本人也被软禁，失去了指挥权。
1950年3月，解放军大军进入昆明，全面接管了云南局势。沈醉与其他核心特务被移交给昆明军管会，作为反革命势力的重点对象处理，沈醉的军统生涯正式画上了句号。从此，他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监禁，期间接受改造，参与劳动并接受审查。
1960年，沈醉因表现较好被列为特赦人员之一，11月28日，他终于重获自由。这一特赦决定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沈醉成为唯一一位被特赦的军统高级成员。
此时，《红岩》这部小说开始受到读者关注，其中反派角色严醉以极端残忍的手段和冷酷的性格深入人心。严醉的原型正是沈醉。小说中的严醉，负责组织并指挥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侦察和镇压行动，他直接参与了江姐等革命者的审讯。书中严醉对江姐实施的酷刑逼供，正是基于沈醉所任职的军统特务手段而改编的。
1980年，沈醉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特别批准，可以前往香港探望久未谋面的前妻和女儿。期间，他参与了一些亲友安排的私人聚会。晚宴上，一位小女孩因读过《红岩》，对书中严醉的恶行印象深刻，她好奇地询问沈醉为何会做出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沈醉平静地回应，承认小说中的一些情节确实源于历史，但也经过了艺术加工，某些情节并非完全如实再现。他解释到，江姐的“竹签”酷刑并非如小说中所描述，而是使用了一种竹制夹具，通过夹住犯人的手指来制造痛苦。沈醉坦言，他并未亲自参与对江姐的审讯，虽然他了解审讯的经过，但他始终反对使用更加残忍的手段。
对于历史的评价，沈醉说，他接受过改造，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和变化，而这份转变也体现在他对过去的深刻反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