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关系，由于两人三观不合，逐渐变得疏远。与此同时，徐悲鸿对一位女学生的器重，进一步加剧了家庭中的矛盾。更为复杂的是，背后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这一切的发展。那背后的手，究竟是谁？
六、\"慈悲\"之恋
在徐悲鸿感到沮丧、情绪低落时，一个天赋异禀的少女突然进入了他的生活，给他带来了些许的色彩。这位少女便是他的学生——孙多慈（也叫孙韵君）。女作家苏雪林曾描写她为：“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短发可爱，穿着工装衣裤，温文尔雅，笑容甜美可人。”
孙多慈不仅外貌可爱，更为难得的是她极高的绘画天赋。徐悲鸿对她的赞美溢于言表，称她：“慈（孙多慈）学画仅三月，才华非凡，妙笔生花，令我惊叹不已。”
正因为对她的极高评价，徐悲鸿在一封写给未归南京的蒋碧微的信中，开了个不合时宜的玩笑：“如果你再不回来，我可能要爱上别人了。”
从这一句话看，徐与孙多慈之间，似乎依然保持着纯洁的师生关系。徐悲鸿的“爱上别人”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赞赏，既因为孙多慈温文尔雅的气质，也因她非凡的才华。因此，他才在信中坦白自己可能会“爱上别人”。
然而，这一切被蒋碧微解读为不可接受的信号。特别是某天，蒋碧微来到徐悲鸿的画室时，看到了一幅名为《台城夜月》的画作，画中徐悲鸿悠然地坐在南京鸡鸣寺旁的台城上，而孙多慈则站在他旁边，头顶明月。
蒋碧微趁徐悲鸿不注意，将这幅画拿回家，特意将其摆放在显眼处，激怒徐悲鸿。徐悲鸿无可奈何，因为这幅画一直挂在画室内，激起了她的不满。后来，徐悲鸿被迫将画上的人物改成了刘大悲的老太爷，试图“消弭”她的愤怒。
这种冷暴力让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蒋碧微回忆道：“我们很少争吵，但这种冷战却在家里越来越多。”
不久后，他们决定搬家，蒋碧微一手操办了新的住所。在南京傅厚岗，他们买了一块地皮，建了一栋两层的小楼，1932年底，搬入新居。蒋碧微感到非常满意，特别是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白杨树，南京仅有三棵，他们家便占了其中的两棵。她还特意为徐悲鸿布置了一间宽敞的画室。她满怀欣慰地回忆道：“宽敞的新家，精致的院子，得力的佣人和舒适的环境。徐先生从事艺术教育，名声如日中天，前途无量，我为他安排了一个温暖的家庭。”
然而，这样的安排真的符合徐悲鸿的心愿吗？
对于一般的艺术家来说，这样的生活无疑是令人满足的。徐悲鸿若停留在此，或许只会成为一个名声远播的画家和教授，但却少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徐悲鸿的一生，除了天赋与勤奋，他的成功还源自对国家的愤怒和对人民苦难的深刻同情。没有灵魂的艺术家，即使技巧再精湛，也无法成就顶尖的艺术成就！
七、“危巢”
那时正值国难当头，徐悲鸿给新家命名为“危巢”。蒋碧微听后愤愤不平，指责徐悲鸿选了一个不吉利的名字。
徐悲鸿只得苦笑回应，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已逐渐不同。徐在《危巢小记》中写道：“黄山的松树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尽管营养贫瘠，却生命力顽强，与风霜搏斗，展示出奇异的风姿。如果有人将它放入园中，施肥灌溉，它的奇态便消失了。”
而蒋碧微怎能理解这些深沉的思想呢？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提高国家声望，徐悲鸿决定组织赴欧洲的中国画展，振奋民族信心。1933年1月，他带着数百幅中国现代绘画启程。
蒋碧微本不想同行，但考虑到如果不去，徐悲鸿可能会带着孙多慈前往，她最终决定与他一同出发，期望这次旅行能修复他们的关系。遗憾的是，这次画展并未如她所愿，反而让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
画展期间，徐悲鸿与蒋碧微在许多细节上的冲突逐渐显现。例如，在苏联的画展期间，徐悲鸿计划参观马德里博物馆，蒋碧微却坚决反对。再如，在列宁格勒的古董店，徐悲鸿想购买一具精美的雕塑，但蒋碧微坚持要买便宜的皮货，最终雕塑未买成，而她却花了钱购买了皮货和一套纯银餐具，这些生活上的差异让两人产生了更多的矛盾。
八、背后的手！
欧洲巡展历时一年半，1934年8月，他们回到了上海。然而，这次旅行非但未修复他们的关系，反而使得他们的感情越来越疏远。
回国后不久，徐悲鸿带着几十名学生，包括孙多慈，前往浙江天目山写生。回来后，蒋碧微得知，徐与孙多慈在旅途中亲密无间，甚至有学生拍到他们接吻的照片。
蒋碧微心生愤怒，开始采取行动。她成功阻止了徐悲鸿为孙多慈安排的留学计划，甚至在孙多慈的画册发行和留学申请上制造了障碍。这些事件让两人的关系急剧恶化。
徐悲鸿在回忆与孙多慈的关系时说：“我与孙多慈从未单独交谈过，她因流言蜚语而备受困扰。她忍受着这些非议，而我的同情也渐渐转向了她，最终，我的心情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然而，在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始终有一个影子在暗中操纵。这股力量背后的推手，是蒋碧微的情人——张道藩。张道藩不仅是蒋碧微的情夫，还与徐悲鸿的关系深刻交织，背后的动机和细节值得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