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八大关的老洋房在秋雨的笼罩下显得格外冷清，雨水滴答地打在窗台上，微弱的光线透过厚重的窗帘洒进室内。安泰站在二楼书房的窗前，手中捏着刚收到的政审表格，沉思着即将决定的命运。表格中“社会关系”一栏格外醒目，像一张等待吞噬一切的血盆大口，随时准备将这个摇摇欲坠的资本家家庭一口吞下。
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摔杯声——小妹安杰又在为相亲对象是个“土包子军官”而发脾气。她的声音透过老宅的木门传上来，带着些许愤怒和失望。安泰忍不住摸了摸西装口袋里那张已经泛黄的家谱，心中不禁浮现起上个月被批斗的岳父，后脊梁一阵发凉。家族的命运似乎正在与这些失落的时光一同走向破碎。
客厅里的水晶吊灯已经被换成了低瓦数的15瓦灯泡，昏黄的光线显得格外冷淡。安泰记得三年前父亲带着小妈匆忙逃往台湾的那个夜晚，父亲紧锁的保险柜里只剩下了三根金条和满是灰尘的纺织厂地契。而今天，大妹安欣的未婚夫家居然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妻子娘家的恶霸地主成分更是雪上加霜。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如今就像暴风雨中的小舢板，稍有不慎就会彻底倾覆。
当海军团长江德福的出现打破了沉闷的局面，安泰透过茶水的雾气中看到了一线希望。虽然这个山东汉子言谈之间带着浓重的乡音，身上的军装却没有一丝掩饰，勋章闪耀着真金的光芒；他不会使用银质餐具，但递烟时却特别注意把过滤嘴朝向客人。这些细节让安泰瞬间确信：这是新时代的通行证，是他们家族生存下去的机会。
相亲宴上，欧阳懿冷笑着嘲讽江德福不懂勃艮第杯和香槟杯的区别，而安泰则悄悄在桌下狠狠踩了妹夫一脚。这个场面让他忆起上个月的工商联会议，那些曾经端着红酒杯，谈笑风生的旧相识，如今大部分已被送去劳改农场挑粪。反倒是邻桌的王老板，因将女儿嫁给了供销社主任，依旧能开着小汽车前来喝茶，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安杰赌气说“宁死不嫁文盲”的时候，安泰将她拉进书房，指着窗外正在游行的队伍，指着那些戴高帽的资本家们说：“你看见那个给佣人发年终奖的李先生了吗？他女儿前几天跳海了。”窗棂的阴影斜斜地投射在安泰脸上，忽明忽暗的光线就像命运的判官笔，写下的每一笔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最终，安杰的无名指戴上了江德福的军功章戒指，安家户口本上也多了一个“军属”的标注。当江德福的调令打破了安杰对青岛安逸生活的幻想时，安泰连夜带着五斤大白兔奶糖上门。对小妹来说，这份柔情的安慰无疑是最有效的：“还记得徐太太家的钢琴是怎么没的吗？她丈夫不过是说了一句‘苏联专家不好’。”这种话，比任何大道理更能打动她的心。
多年以后，安欣在黑山岛挑水时，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大哥当年说过的话：“活着才能讲骨气。”她的丈夫欧阳懿仍旧在礁石上刻着英文诗，而安泰早已教会外甥们如何用军用水壶装茅台——这是他在新时代中学到的生存智慧。
每逢年节，安家小辈们总会穿着将校的呢大衣回到青岛探亲，衣襟上的铜纽扣在阳光下闪耀，眼花缭乱。江德福的老家亲戚来打秋风时，安泰却正指挥儿子将晒干的蛤蜊肉装进铁皮盒。这些海鲜干货看似寻常，但它们在青岛副食品店却是稀缺的货品。“要让妹夫觉得我们不是拖累。”安泰叮嘱儿子，在每盒干货里悄悄塞上一张工业券。这种无声的打点，比亲戚从家里带来的地瓜干更有深意。
当安杰因大哥没有去黑山岛看望二姐而闹脾气时，安泰在信纸上写下了“避嫌”两个字，随即将纸团揉成一团扔进火炉。尽管他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想见安欣的渴望，但上次去码头送干货时，他明明看到便衣在本子上记下了车牌号。三个月后，安泰通过关系将外甥女安排进文工团，算是对妹妹无声的交代。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仿佛回到了1949年那个秋天，父亲仓皇出逃时不小心碰倒的青花瓷瓶的碎裂声还在耳畔回荡。当安杰带着孙子来探望时，总爱显摆大哥送给她的瑞士手表：“这可是当年用侨汇券买的。”她永远不会知道，这块表是安泰用祖传的怀表跟黑市商人交换来的——就像他这一生，总是在不动声色中进行着风险与机遇的交换。
病床抽屉里，那张已经泛黄的政审表格上，“江德福”三个字依旧坚韧有力，仿佛为安家三代人撑起了一片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