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潮客 盛夏光年
我们为什么喜欢他？这问题盘旋于脑海，如同夏日黄昏布满西天的云彩。人们说，少女情怀总是诗。而今我已青春不再，却依然在追星的路上潇洒前行。从港台的罗嘉良、梁朝伟、刘德华，到大陆的“国民女婿”靳东、王阳，硬汉吴京，再到那些新鲜面孔——欧豪的青春气息，肖战的温润如玉，以及易烊千玺这个千禧年出生的“静默如火山”的年轻人。他们如走马灯般在我生命的幕布上流转，每一个都曾短暂或持久地占据我的心灵剧场。
易烊千玺，这名字念起来便带着时代的韵律。从TFBOYS里那个略显羞涩的少年，到如今全票斩获导协，他的蜕变如同蝴蝶挣脱茧壳的过程，痛苦而美丽。他在《长安十二时辰》里初露锋芒，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展现温情，在《长津湖》系列里诠释战争的残酷，在《满江红》中挑战历史人物的厚重。每一次亮相，都是一次对自我的超越、对观众期待的颠覆。
然而真正让我心灵震颤的，是他在《小小的我》中的表演。那部讲述脑瘫患者刘春和冲破身心枷锁的故事里，易烊千玺用他精准的肢体语言，将那个被命运捉弄却依然倔强的灵魂呈现在我们面前。《封神》导演、评委乌尔善称其为“灵魂演技的突破”，这评价何其准确。当银幕上的刘春和扭曲着身体，却依然执着地为外婆圆梦时，我看到了人性最本真的光芒——那不屈服于命运的姿态，恰是艺术最动人的力量。
我们为什么喜欢他？或许因为他承载了我们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们渴望有人能代替我们勇敢，代替我们突破，代替我们在聚光灯下活出生命的璀璨。易烊千玺从偶像到个性化演员的转型，恰似一场华丽的冒险，他走过了我们很多人想走却不敢走的路，于是我们在他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渴望。他的成功，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对平庸生活的焦虑。
更深层地看，我们对偶像的迷恋，实则是对完美自我的追寻。那些被镁光灯照亮的明星，仿佛是我们灵魂中失落的那一部分。他们英俊倜傥、才华横溢、备受瞩目，拥有我们求而不得的一切。易烊千玺尤其如此——他年轻却持重，俊美而不失阳刚，既是流量担当又是实力派演员。在他身上，商业与艺术、偶像与标签这些看似矛盾的身份达成了奇妙的和解。这种和解，不正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苦苦追寻而难以企及的吗？我们喜欢他，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活出了我们理想中的样子。
文艺作品打动人心，从来不是因为华丽的包装或煽情的故事，而是因为它们触动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小小的我》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展现了生命最原始的挣扎与尊严。当一个脑瘫患者用扭曲的身体表达对舞台的渴望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残疾人的无助与无奈，而是人性最纯粹的光芒。易烊千玺之所以能走进观众内心，不仅因为他俊朗的外表，更因为他愿意深入角色的灵魂，将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生命状态真实地呈现出来
什么样的演员才能走进观众的内心？演员要走进观众内心，一定是具备了“消失”的能力。这不是简单的隐藏自我，而是一种让角色附体的状态。当易烊千玺扭曲着身体，口齿不清地说着台词时，他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双重消失：既消解了作为偶像的易烊千玺，又消解了作为普通人的易烊千玺。留下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刘春和”的存在。法国戏剧理论家阿尔托曾说：“演员应该像殉道者一样，在舞台上燃烧自己。”这种消失不是懦弱的暴露，而是勇敢的献祭——献祭自己的形象、习惯甚至安全区。导协评委们全票通过授予他荣誉，正是对这种“消失艺术”的最高认可。
但仅有消失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有“重建”的功力。欣赏易烊千玺对脑瘫患者肢体语言的把握，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惊人的观察力和控制力。他并非简单地模仿残疾人的动作，而是重构了一套符合角色背景的肢体语言系统：农村脑瘫少年因缺乏专业康复训练而形成的独特动作模式，长期被嘲笑导致的微缩表情，想表达却受阻的语言欲望转化成的眼神力度……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套严密的表演密码。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言：“演员要创造角色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展示它。”
更关键的是演员与观众“共情”的深度。易烊千玺在采访中提到，为准备这个角色，他不仅查阅大量医学资料，还去特殊教育学校与脑瘫患者同吃同住。这种沉浸式体验不是表面的模仿，而是一种灵魂层面的位置互换。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中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说的正是这种境界——既要完全进入角色内心，又要保持足够的理性把控表演分寸。当观众看到刘春和挣扎着想要站直身体时，感受到的不是演员在“演”残疾，而是一个灵魂对尊严的本能渴望。这种共情产生的不是怜悯，而是对人类普遍处境的深刻理解。正如他在《长安十二时辰》中饰演的李必有着超越年龄的沉稳，在《长津湖》中饰演的伍万里带着少年士兵特有的纯真与勇气，这些角色之所以鲜活，正是因为演员找到了自身生命与角色生命的连接点。
最终，成功的表演指向“超越”的维度。当《小小的我》中刘春和终于站上舞台时，那个瞬间超越了残疾与健全的对立，超越了演员与角色的界限，甚至超越了银幕与观众的距离，直接叩击每个人的心灵。俄国戏剧大师梅耶荷德曾说：“剧场应该是一面魔镜，不仅反映生活，更要揭示生活的本质。”易烊千玺的表演之所以能走进观众内心，正是因为他通过角色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每个人心中那个被各种枷锁束缚却依然渴望飞翔的“小小的我”。
追星这件事，表面看是对他人的迷恋，实则是对自我的探索。我们在偶像身上寻找自己缺失的部分，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中投射自己的渴望。然而，偶像崇拜终究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镜花水月游戏。我们追逐的从来不是实体，而是光影交错间产生的幻象。那些被镁光灯照亮的明星面容，经过经纪公司的包装、媒体的渲染、粉丝的想象，早已脱离了其本真状态，成为一种集体创造的符号。易烊千玺在银幕上可以是脑瘫患者刘春和，在舞台上是个性张扬的歌手，在杂志封面是时尚icon，这些碎片化的形象如同被打碎的镜子，每一片都反射出不同的光彩，却没有一片能完整呈现那个真实的、活在摄影机之外的年轻人。
虽然偶像形象是建构的产物，但它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情感效应却真实存在。易烊千玺的粉丝会因为他在《长津湖》中的表演而对抗美援朝历史产生兴趣，会因为《小小的我》而关注脑瘫患者群体，这种文化影响力绝非虚幻。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的“集体欢腾”概念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在偶像崇拜中，粉丝群体通过共同的情感体验，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联结。就像水中月虽非真月，却能引发真实的诗意感受；镜中花虽非真花，却能唤起真实的美学体验。
这场游戏最残酷的真相或许是：偶像本身也成为了自己形象的囚徒。当易烊千玺在采访中提到“希望大家通过作品认识我”时，透露的正是对这种身份困境的觉察。粉丝爱上的可能只是他们想象中的易烊千玺，而非那个也会疲惫、困惑、有缺点的真实个体。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假面的告白》中写道：“人最真实的自我，恰恰隐藏在他戴上的面具之下。”偶像不得不戴着多重面具生活，而粉丝爱的往往只是最外层那副精美的面具。
解构这场镜花水月游戏，并非要否定其价值，而是为了更清醒地参与其中。明白偶像形象的建构本质，反而能让我们更纯粹地欣赏那些真实的艺术瞬间——当易烊千玺完全融入角色时那种忘我的状态，当他用演技打破偶像标签时的勇气，这些才是超越虚幻游戏的珍贵真实。正如欣赏魔术时，明知是假却仍为精妙手法喝彩，或许这才是对待偶像文化的健康态度。
我们终于明白，偶像崇拜这场游戏之所以能持续千年，正是因为人类需要镜子来反观自身，需要月亮来寄托情感。重要的不是拆穿所有幻象，而是在虚幻与真实的辩证中，找到那份既能投入又能抽离的智慧。
我们为什么喜欢他？这个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就像问为什么喜欢一首诗、一幅画、一段音乐，最终只能归结为心灵的共鸣。观影环节，当《小小的我》中那个脑瘫少年最终踏上舞台时，我泪流满面。那一刻，我领悟到了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它让我们看到那些被社会忽视的生命，听到那些被噪声淹没的声音。而易烊千玺，就是其中一个为我们打开这扇窗的人。
站在中年的门槛回望自己的追星历程，我不禁莞尔。那些曾经迷恋过的面孔，有的已经淡出荧幕，有的转型成功，有的依然在偶像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而我自己，也从狂热的粉丝变成了理性的欣赏者。
每一个偶像的黄昏终将到来，但艺术的晨曦永不缺席。我们喜欢他，或许只是因为，他让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值得为之感动的故事发生。
作者简介：季娟樨，金华市作协会员，爱好诗联、散文创作，散见作品发表于各级各类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