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俊伟
由广东爱美影视有限公司领衔出品的改编自马伯庸原著的电影版《长安的荔枝》近日上映，在炎炎夏日里为观众带来一股混合着甘甜与酸涩的奇特感受。
这甘甜是因为在来自岭南新鲜荔枝的一抹红里巧妙嵌入了大唐盛世的荣耀光景，而酸涩则裹挟着当下职场“牛马”的搏命挣扎和历史盛衰转换的苍茫喟叹。
小吏离奇经历，揭露当权者的尔虞我诈
影片通过司农寺上林署监事一介小吏李善德的离奇经历，寻找到了解读历史的另一种微观视角，这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与英雄豪杰的传奇，而是无数被忽略、被践踏却也是社会基石构成的普通人的遭遇，只是因缘际会和权力加持，完成了本不可想象的人生壮举，在一片富丽堂皇的景象下，揭露出尔虞我诈、腐朽衰败的政治生态。
在行将末路、山河分裂之时，此时的当权者如右相杨国忠之流却出于“族亲和睦，足慰圣心”的理由，正不断操弄着争权夺利的勾当，其与内侍鱼朝恩的明争暗斗正是彼时外戚与内臣两大政治派系矛盾的凸显，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伏笔，提供了大唐开元至天宝年间由盛而衰的“内部凝视”阐释维度；而权力运转机制中与威权并行的另一面是推诿与冷漠，礼部、户部、太府寺等中央诸部门互相“踢皮球”，隐藏着部门内耗、尸禄其位、阉割人才之患；不同于高层权力的另一派势力代表、岭南经略使何履光及其爪牙赵欣宁等人，乖戾残暴、贪功自大、阴险狡猾、前倨后恭，基层权力拥有者的丑陋嘴脸在他们身上一览无遗。
老实人的搏命一击成就高光时刻
在《长安的荔枝》基于宏大历史架构的想象褶皱之中，更弥足珍贵的是影片中展现出的有关小人物群体的意志、智慧与觉醒。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当然首先是主人公李善德。李善德原本是那种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单位经常“九九六”也毫无怨言的老实人，最大的梦想是早日买房拿到长安户口，和身边大多数甘于平淡的职场打工人并无二致。命运的转折始于上面的一道命令或者阴谋——荔枝“煎”变成了荔枝“鲜”，在这显而易见的致命使命面前，李善德在短暂的颓废后显示出强大的生存意志与斗争精神，正是这种搏命一击的绝境求生状态成就了这部影片最为动人也是人物最为高光的时刻。这非常契合无数中外经典影片塑造英雄人物时的常用法则，即在生与死、成与败之间不断试错、永不放弃进而做出最后的正确抉择，《正午》《七武士》《辛德勒的名单》《功夫》等无不如此。
李善德的这种意志，恍惚让人想到德国电影导演赫尔佐格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著名影片《陆上行舟》的部分情节，只不过李善德不像这部影片中的菲茨杰拉德那样出于野心和谋利的动机，他开始的处境是完全被动的。在其后的叙事中，李善德展示了一个精于明算的官场小人物的惊人智慧——通过格眼簿子反复演算骑队脚力、路线设定、保鲜方式等，大胆假设，小心试验，逐一排除，最终得到了荔枝从岭南成功转运到长安的最佳方案，其中虽有右相杨国忠的令牌带来的权力赋能，可以肆意打破规则而无往不利，但如若没有李善德的意志与智慧，是无法完成这一历史旷举的。
在这叙事过程中，不乏算计、权谋、交易，也有真情、忠诚与信义，让影片显得既时有喜感，也没有完全漂浮于戏谑，而终归于历史的沉重。这为影片最后的高潮也即人物的觉醒与反击（虽然仅仅体现为发自灵魂的质问）进行了充分的铺垫，当他经过重重惊险（还要逃避鱼朝恩安排的埋伏和截杀）一骑驶入京城，须发皆白，眼神猩红，快速驶过华灯初上的长安街头以及瞥了一眼城门前等待的妻女而无暇停顿，见到杨国忠呈上鲜荔枝、圆满完成任务时，此时的李善德本可以继续担任荔枝使，功成名就、升官发财，却在贵妃诞辰、满朝庆典的庄重时刻，竟于巍峨的招福寺里厉声质问杨国忠不劳国库却又运费饶足的转运开支从何而来，从而揭开了盛世华袍包裹之下的败絮其中，差点为此殒命。
荔枝端上盛宴时，显示出隐藏的权力运作机制
李善德接到圣上赏赐免于一死时的喃喃自语：“这是谁的锦绣长安？”——不啻为历史之问、苍生之问。不过这种不惜一死、为民请命的处理手法未免有点刻意拔高人物，尽管这是创作者表现人物觉醒、赋予人物弧光的典型手段。最后当那一盘鲜红荔枝端上贵妃盛宴之时，镜头里只是一堆贡品中的其一而已，圣上说“国忠办的”，再次显示出隐藏其后的权力运作机制。
待至影片结尾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的庞大屋脊轰然倒塌，昔日繁华昌盛的长安城此时在李善德的闪回中业已陷入一片火海和刀光剑影之中，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当权者也在混乱之中仓皇出逃或灰飞烟灭，被发配岭南的李善德一家就在这历史的沧桑巨变中不无神奇和吊诡地获救了，正如电影《活着》中输尽家产的富贵在后来的时代洪流中还能苟活于世。
除了李善德这一典型人物，《长安的荔枝》中的小人物群体，还有林邑奴、苏谅、阿僮等一众群像。除了苏谅的心机与盘算（事实证明高层根本是不屑的）因为权力的高傲最终落了空，也顺便造成了他的觉醒，加上有别于“商人重利轻别离”的一丝情义，岭南商人苏谅的总体形象大体是在变化之中不断获得圆满的，也为他后来的经商成功做了比较具有说服力的道德铺垫。
林邑奴也是不断觉醒的，从一出场被当作动物一样的鞭挞，到后来说出“我想跟你去长安”，没有九死一生，而是实实在在地赴死了，完成了从奴隶（或动物）到人的主体性的本质蜕变。只有阿僮始终是单纯或单向度的人，虽有反抗，但在影片中大多是一种符号性的存在——她的主要叙事功能止于方法或工具制造者。
这部电影对于小人物成就大事业的叙述模式的钟爱，符合大鹏之前《煎饼侠》《缝纫机乐队》《保你平安》等影片中主要人物的一贯设定，也是马伯庸历史文学创作影视改编中有关人民史观的一次成功实践。
当然，影片在艺术处理上还有别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从岭南到长安、从南粤到关中，在荔枝转运过程中伴随人物的一路跋山涉水、长途迁徙，既勾画出了一幅宏阔的万里锦绣江山图，也在银幕上展示出当时社会充斥流民、饿殍、劫匪等千疮百孔之病态，并使得影片透露出某种古装“公路片”的奇异类型气质。在其跨度巨大的空间叙事上，岭南作为一种重要的地域与历史文化元素被深度挖掘和呈现出来，既是荔枝转运的起点（与长安作为叙事起点相对应），也是主要人物完成人生跨越与转型的物理承载，最终也是全片及人物的落脚点，还有影片中夹杂出现的峒人荔枝园、篝火舞蹈、江边木屋等岭南符号，都一再使岭南化为远离庙堂、获取自由的精神栖息之地。（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教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湾区影视创研中心执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