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野派》：在艺术与资本的边缘徘徊
今天，让我们聊聊布拉迪·科贝特导演的电影《粗野派》（The Brutalist），一部展现移民、艺术与权力交织的力作。影片自2024年上映以来便引发热议，不仅因其独特的艺术表达，还因为它所触及的主题深刻、尖锐。电影的另一名称包括“粗犷派建筑师”和“野兽派”，这些别名也暗示了影片内涵的复杂性。
故事的起点是1947年，一艘从欧洲起航的远洋船只停靠在纽约港，匈牙利建筑师拉斯洛·托特从船舱中走出。托特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身心饱受摧残——他带着断裂的鼻梁、未曾痊愈的毒瘾，以及作为包豪斯建筑师的骄傲，踏上了前往美国的征程。影片中的托特融合了两位真实历史人物——马塞尔·布劳耶和埃诺·戈德芬格的特点，前者以设计瓦西里椅著称，后者的现代建筑设计则引起了邻居伊恩·弗莱明的不满，并在007小说中成为反派角色“戈德芬格”的原型。
托特在美国的生活开始于表弟阿提拉的家具店，这家店名为“米勒父子”，但阿提拉并不姓米勒，也没有儿子。这一切荒谬的谎言启发了托特的思考——在这里，连名字、血缘、信仰都能被随意改动，似乎所有东西都能成为“美国梦”机器的齿轮。
故事的高潮从富商范布伦的儿子聘请托特改造家族图书馆开始。范布伦对托特的设计感到惊艳，尽管他对儿子的“惊喜”感到不悦。于是，范布伦用金钱设下诱饵，要求托特为他设计一座以母亲命名的社区中心，并作为交换，托特的妻子和侄女可以移居美国。此时，托特的才华开始成为资本交易的工具，而他也甘心为这笔交易付出代价。
电影名中的“粗野主义”建筑，源自法语“béton brut”，意为“原始混凝土”。这种风格不追求任何装饰，强调暴露建筑的力量。托特所设计的社区中心便是这一理念的体现：高耸的混凝土墙、裸露的钢筋和刺入屋内的十字形天窗，犹如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它不仅是对战争摧残人类肉体的回应，也是托特内心挣扎与痛苦的具象化：暴力摧毁了人的肉体，但混凝土所承载的建筑能抵抗时间的流逝。
然而，范布伦对托特的支持却是一场充满暴力和掌控的游戏。这个富商通过金钱与权力控制着托特的创作与生活。他嘲笑托特的东欧口音，甚至在晚宴上羞辱他，令托特成为资本的附庸。托特的妻子埃尔塞贝特带着轮椅抵达美国，发现丈夫早已被权力和资本所困，她愤怒而无奈地问道：“这些人对你做了什么？”托特的回答冰冷而直接：“他们让我成了他们。”
范布伦的角色，开始时似乎像是慧眼识珠的伯乐，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观众逐渐明白，他的目的是占有托特的才华。范布伦带着托特前往意大利的卡拉拉采石场，在那里，他不仅选中了“千里马”，更决定驾驭这匹千里马。他抚摸着大理石，眼中流露出不只是对艺术的欣赏，更是一种主宰的欲望。
影片中的权力关系最终暴露无遗，艺术家的才华与创作被资本吞噬，托特的尊严被压制。范布伦对托特的暴力，远非单纯的欲望表达，而是一种权力宣言：他能用钱买下托特的创意，就能彻底碾压托特的尊严。
随着电影的推进，关于AI技术的争议也让影片陷入了一些风波。电影使用了AI工具Respeecher来“优化”布罗迪和琼斯的匈牙利语发音，这一技术手段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匈牙利籍剪辑师大卫·扬索承认，自己调整了演员的台词，他解释称，AI工具仅修改了元音，而表演依然是演员的本色。这一争议背后，其实是人们对AI技术在电影行业应用的恐惧——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传统岗位可能会面临失业的威胁。
影片中，范布伦的结局并未呈现出来。原剧本中，他因强奸罪被控，并最终溺死在自家喷泉中。喷泉原本是象征权力的装饰，最终却成为了他的坟墓。这一设定本来是对资本和华丽表象的有力讽刺，然而因为电影的时长限制，这一部分被删减掉了。
《粗野派》以其3小时34分钟的片长，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五长的最佳影片提名作品。整部电影挑战观众的耐性，因为它拒绝让人感到舒适。丹尼尔·布隆伯格的音乐如钢筋摩擦混凝土般刺耳，洛尔·克劳利的镜头下，牢笼与希望交织，形成了令人窒息的空间感。影片所传递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混凝土或许不会说谎，但构建这些墙的人却充满了虚伪。
最终，电影用极具冲击力的艺术表现力提醒我们，如果连艺术都要向权贵低头，那么在哪里还可以找到尊严？在这场资本吞噬理想的角力中，我们每个人又该如何保持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