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余莉
正在热映的暑期档电影《长安的荔枝》由热销通俗小说改编，“通俗”和“马伯庸作品”这两个关键词决定了这部电影的基本框架和类型风格。但不管是小说原著还是电影版《长安的荔枝》都力所能及地在平民化叙事视角下，传达着文艺工作者“文以载道”的思想追求。
电影《长安的荔枝》剧照。
不仅是爽感故事
主角李善德早年因算学出众，被州里贡选到国子监，24岁以明算科及第。虽说“明算科及第”的学历背景在以文取士的年代不太受重视，但这般履历分明是古时的“理工男”。他后来被铨选至司农寺上林署任监事，在那个冷僻的衙门里执掌实务，更像一位依托专业立足的技术官僚——不问风云变幻，只凭技艺安身，如同一枚精准咬合的齿轮，在庞大的行政机器里稳稳转动。但李善德这枚小齿轮在盛唐这个庞大机器里显然有些硌涩。李善德的仕途起点，藏在大唐官制的细密纹路里：从九品下，这是九品十八级体系里最末的阶位，如同古代官场爬藤的第一级台阶。他心里却扯开了一面一帆风顺的人生大旗，只待长风破浪。
当时间来到了天宝十四年，李善德的命运转折，始于那场荒诞的“荔枝转运”。看似是一桩偶发的、突降在老实人头上的倒霉差事，但一切早就有迹可循。认真的李善德算起账来一丝不苟，把上司的小金库和同僚的福利统统算没了，当一个人人都知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在衙门时，最先被推出去顶锅的倒霉蛋一定是单位里那个不通人情世故的异类。
在一个既定的命运框架下，在一个死线时间的任务里，电影《长安的荔枝》的野心绝对不是要讲述一个逆天改命的爽感故事，而是细致入微地刻画李善德这个人物，让他隔着虚构文艺作品、隔着历史长河来碰触观众的内心。于是李善德和他人的关系才是这部电影里打动人心的各种着墨之处。李夫人郑玉婷（杨幂饰演）以一种“红太狼”式的人物形象烘托出李善德爱妻惧妻的老实人形象，但“家风”严明的同时，她也深明大义，即使明知面谏右相的后果可能九死一生，仍然能理解并支持丈夫。所以夫妻间深厚的相知，让那些耳光都有了互信互爱的托底，让李善德拼死一搏的转运有了最重要的心理基点——转运图终点的那朵木棉花，代表的不是圣人的一口鲜或者一句口含天宪的敕命，而是家中妻女的性命安危和团圆的希望。家国同源，一个爱家的好男人，再卑微都是生活的基石。
电影版中商人苏谅（白客饰演）这个人物的变化，给了人物第二条具有支撑力的情感线。一开始，苏谅图李善德手里的五府通关符牒，然后被这个理工男的“科研精神”和“科研工具”所折服，随后共事的愉快不免让人生出惺惺相惜之情。很多人不能理解在李善德不得不屈服右相的安排、背弃了苏谅的“原始投资”后，苏谅明明已经生气失望，为什么还能在关键时刻前来援手。其实电影里通过苏谅的台词给予了解释：一，苏谅已被经略府秋后算账，征用了他的商船作为运冰船，只不过在林邑奴送信要船队改变原计划的行船路线后，官船们不肯担风险，只有他此时既是心软又是再次相信了大傻子老李的统筹。被官府征用了运冰船这个铺垫让苏谅的义举有了下台阶的坡度，人物的行为有了更多合理化的空间。在合理的梯度下，让友情成为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升华，让民间力量在庙堂之外担起了“能成”的希望，“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江湖侠义才是超出利益之外的国人风骨。
峒女阿僮（庄达菲饰演）和林邑奴（刘俊谦饰演）这两个人物，其实可以看作李善德人物关系中的同一类，都是城人眼中的贱民，但通过电影中李善德一声“姑娘”、一碗荔枝酒就塑造出他待人以诚的形象。他的“怂”、他的卑微让他在同僚面前是个软柿子，在贤妻面前是个妻管严，在商贾面前是个心眼比秤砣都实的合作伙伴，在“贱民”阶层面前，他却没有高高在上。当李善德把阿僮、林邑奴当人、当朋友对待，这超越阶层局限性的人文主义精神，也是电影对于李善德何以得到林邑奴“士为知己者死”的解释了。
“三顾”长安却为何
《长安的荔枝》里有三次长安的大全景镜头，在光影里无声地叹息大唐盛衰。第一次是在招福寺庙高栏之外，右相杨国忠凭栏而立，身后是铺展至天际的长安夜景，一轮明月挂空，万家灯火，好一片祥和静谧。这个镜头似乎在拷问，如此壮阔的盛世，怎么就在几只翻云覆雨的手之下败了呢？所以，影片中贵妃诞辰的倒计时，也是悬在头顶的安史之乱的索命符，此时的大唐已站在时间的分水岭上，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在暗处滋生，争权夺宠的暗流在朱门内涌动，中饱私囊的贪腐正蛀空帝国的根基。那片月光下的安宁，成了即将碎裂的泡影。
第二次长安城大全景是李善德骑着白马在最后时限里奔入城内之际，次第打开的城门，再次让观众心中回望“绣成堆”的长安。小说中这个画面是李善德以旁知视角看着一个骑手，在电影中则改编成了李善德主观视角，马背上强弩之末的他苍老憔悴、白发枯容，与城门处的妻女（被右相押为人质）相视而过，李善德背上包袱里红色花瓣飘洒而开。这组镜头实际上是非客观镜头，不管是对视还是红色花瓣的诗意飘落，更多是想象性和象征性的，在此刻以“一骑红尘”的具象化来完成观众心理的认知完型和情感释放。荔枝转运的队伍从大全景中浩浩荡荡的阵列，最终只剩下冲刺的“一骑红尘”的孤影。剧中埋伏射杀等动作戏的设定，绝非多余的点缀，它不仅以激烈的冲突调节了影片节奏，制造出悬念迭起的高潮，更将观众的情绪紧紧攥住；更深层的是，它让“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沉重意象有了具象的载体：多少血肉横飞和劳民伤财成就一桩“奇迹”，而最为荒诞的是，这个“功”毫无意义，在王的盛宴中，它不过是众多奢靡之物中的一份。由此让我们看到，安史之乱有着历史的必然性，那碟费尽国力民心保住新鲜的荔枝就是一个王朝由内而外腐烂的真实注脚。而“一将功成万骨枯”与“一骑红尘妃子笑”，本就是这场荔枝转运的一体两面。前者是被统治阶层用血肉铺就的路途，后者是统治阶层轻描淡写的欢愉。
第三次长安的大全景是在电影的结尾，苏源给流放岭南的李善德带来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于是在一组主观想象性的镜头里，我们看到长安已沦为火海——城垣在兵戈中倾颓，杜少陵的诗集在地上被碾踏，曾经的繁华被烧作焦土。李善德在“国破山河在”的悲怆中回顾自己的来时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一袭白衫背负行箧，朝阳般站在众生之中，青涩、明亮，满怀对长安的向往和人生的希望，长安和人生一样如锦似绣。此时画面旁白“我叫李善德，乃弘农郡人，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后被州里贡选到国子监，24岁以明算科及第，入职司农寺上林署，成为诸多漂荡在长安的浮萍之一。”一个自幼立志为民做官、勤勉当差的九品小吏，虽因祸得福苟活于安史之乱的大时代，但那个寄托了理想、信仰、希望的锦绣长安，怎么就“烽火连三月”“十室九空”了呢？“位卑未敢忘忧国”，电影看及至此，每一个从小深受家国情怀熏陶的中国人，都沉默、哽咽了。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电影电视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