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去年最引人瞩目的电影之一，《破·地狱》无疑让观众的目光更加聚焦于死亡与生死相关的诸多议题。许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这部影片的名字中有一个特殊的分隔符，实际上是“破”——“地狱”，这个名字从一个古老的丧葬仪式中提取，变成了动词形式——或许观众更多惊叹于香港居然保留了如此传统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割裂，也让电影的港版海报“生死从不由己定，人身难得度众生”变成了内地版本的“人生从不由己定，何不潇洒走一回”。这场修改实际上不无滑稽，毕竟，前一部大热电影《哪吒》里还强调着“我命由我不由天”，而这里却变成了“不由己”。更重要的是，影片中的核心思想之一“度”被忽视了，男主角“道生”与粤语中“度生”同音，意味着“普度众生”的深刻含义。
电影深刻探讨了“人生被无数羁绊所困”，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些困境就像“地狱”。如影片所言，死亡不仅是逝者的解脱，活人也需要“破地狱”，更需要“喃呒”来度。对于“我们如何面对他人的死亡，以及如何接受自己的死亡”这一主题，电影不断地在潜移默化地提示观众，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议题。
而死亡这一话题，不仅是电影中的重要议题，还是今年社会科学图书中备受关注的主题。从社会现实（如疫情）到更多人对死亡的坦然面对，大家逐渐不再回避这一沉重的话题。其中，《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尤为引人关注。书中聚焦的是一个常被忽视的群体——失去父母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在青少年时期或成年初期便承受丧失的孩子。作者通过13个月的田野调查，访谈了44位年轻失亲者，收集了丰富且深沉的悲伤叙事。
如果将这一议题与《破·地狱》中的女主角联系起来，我们发现她正是一个经历父母早逝的年轻人。从电影的角色来看，郭文玥的年龄甚至可能比卫诗雅所扮演的角色还要年轻。她先是失去了母亲，后来在二三十岁时又失去了父亲。与内地相对较少见的情况不同，在香港，由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殊社会背景，男人们往往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工作，忽视了家庭，导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大，进而导致更多年轻人在父母早逝后成为“孤儿”。这也恰恰是郭文玥与Hello文在电影中冲突的核心所在——他们在死后的和解中找到内心的平静，而这种和解也是书中所讨论的一个痛苦来源——子女在父母临终时未能完成的事情。
更为理想化的是，郭文玥在父亲去世后能够迅速找到人生目标，并付诸实践——给父亲破地狱。这种转变是极其难得且理想化的。现实中，许多年轻人在失去父母的过渡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痛苦，且这是一种深刻且极其私人化的问题，外界难以给予有效帮助。书中提到，即使年轻的丧亲者阅读了这些内容，他们也未必能够立刻顿悟。只有通过亲身经历，他们才能在过程中消化痛苦与挣扎，决定是否接受属于自己的“顿悟时刻”。
在大象看来，《与哀伤共处》真正的核心思想，是让这些年轻的丧亲者知道，自己并不孤独，依旧有人关注自己；同时，也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年轻丧亲者，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这同样与《破·地狱》中的主题相契合——帮助他人度过生死的痛苦。
电影中的另一幕，也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共鸣——轮椅上的Helle文因为尿失禁拒绝让女主洗澡，甚至打了她一巴掌。这一幕或许是导演为了制造戏剧冲突而设计的，但现实中，这种情形却并不罕见。这也引出了今天要讨论的第二本书《直面临终时刻：医院安宁疗护中的妥协与调和》。Helle文拒绝接受女儿的帮助，实则是在捍卫自己的“最后尊严”。尽管电影中，这种情节似乎带有“父权”色彩，但现实中，“尊严”在临终时刻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一层面的理解。
《直面临终时刻》由权威学者陆杰华教授与戚政烨共同完成，书中深入探讨了中国医院安宁疗护的现状，提供了宝贵的本土经验与深刻的思考。这本书适合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以及每一个终将面对死亡的人阅读，帮助大家理解如何在临终时保持“善终”的品质。特别是，“安宁疗护”这个概念，相比“临终关怀”更具柔和性，避免了过于沉重的负担感。
与蔡澜老先生的故事类似，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他临终的每一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最后的日子是他自己选择的——他卖掉了产业，入住豪华酒店，雇佣工作人员照料自己的日常起居，直到安详去世。这种最后的选择体现了他对生命终章的控制与尊严。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蔡澜那样的条件。许多家庭的照顾者在面对死亡的时刻，充满了迷茫与挣扎，特别是当他们同时要处理“孝道”的压力、情感的纠葛、经济的负担和患者的意愿时，这一切都让人痛苦不堪。
《直面临终时刻》不仅是对这些困境的深刻反思，也希望更多人能关注死亡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它让我们看到，如何在医疗干预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不仅关乎患者的尊严，更关乎所有在生死交替中挣扎的人。
最终，我们仍希望每个人能够安享无痛的离世。正如大象所说，愿我们在这一路上一起读书，享受阅读，传递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