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及芭蕾舞，通常脑海中会浮现出一个光彩照人的首席舞者，她以优雅的姿态主宰舞台，演出结束时赢得满堂喝彩，随即成为上流社会派对的常客，成为贵族圈中的焦点。然而，芭蕾舞背后隐藏的真相远比这些光鲜的外表要残酷得多。舞者们为追求完美的身材而忍受饥饿，她们常常带伤上场，导致身体受损，甚至留下终身的伤害。更糟糕的是，在19世纪的法国，芭蕾舞演员在许多富人的眼中，仅仅是那些在上层社会享受特权的“高级风尘女子”。
法国历史的动荡深刻影响了芭蕾舞的发展，尤其是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历史。15世纪至19世纪，这里是世界芭蕾舞的中心，而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也堪称最古老且最著名的国家级芭蕾舞团。从16世纪至20世纪初，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无疑是全球芭蕾舞的象征，直到俄罗斯在20世纪崛起成为芭蕾舞的主导力量，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依然在全球舞蹈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尽管芭蕾舞最初源于意大利，但自从凯瑟琳·德·美第奇将其带入法国宫廷后，芭蕾舞便融入了浓厚的法国特色。1669年，路易十四创办了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最初的演员几乎全是男性。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政权的不稳定，社会的阶层壁垒才开始逐渐松动，女性才开始在芭蕾舞中争取更多的发言权与参与度。
进入19世纪，玛丽·塔里奥尼（Marie Taglioni）引领了足尖舞的表演，将这种舞蹈形式深深与女性化的优雅相结合，成为芭蕾历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而在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巴黎迎来了贫困与无家可归现象的泛滥，社会动荡加剧，艺术也开始围绕女性特质展开。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许多年轻女性转向了芭蕾舞这一相对容易为上流社会接受的艺术形式。
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无疑是世界上最为竞争激烈的舞蹈团体之一，舞者们为争夺一份难得的合同，往往不惜一切代价。这种严酷的竞争环境催生了“舞蹈休息室”这种独特现象，这个豪华的房间成为了富人和舞者之间交换关系的场所。在这里，富有的赞助人会支付高额费用，聘请舞者们进行社交互动，舞团的大部分收入便来自于此。男人们愿意支付额外费用，以便与芭蕾舞女演员接触，甚至发展更为私密的关系。
在这段历史中，男性舞者被严格禁止进入“舞蹈休息室”，而年轻的女性演员们则被鼓励去取悦这些赞助人，将自己的身体和关系作为换取合同的筹码。更为讽刺的是，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舞者在上层社会眼中被视作“半上流社会女性”，那些雄心勃勃、急于在社会阶梯上攀升的交际花，然而她们的现实却充满了阴暗与残酷。这些女性常常被剧团和赞助人所剥削，甚至有时她们的家庭也会鼓励她们去与富人建立情妇关系。
所谓的“赞助人”是指一群有钱的男性，他们为获得特权，支付大笔金钱给芭蕾舞团。这些人常常出现在演员的更衣室，或者在歌剧院的边缘地带，甚至在“舞蹈休息室”里骚扰这些年轻舞者。在他们的世界里，女性舞者的身体似乎不再属于她们自己，而是成为了可供交易的物品。一个“赞助人”如果喜欢上某位舞者，通常会通过资助她的舞蹈事业，让她获得合同，作为回报，舞者则必须成为他的情妇。
这一现象并非个例，而是当时巴黎社会的一个缩影。它甚至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1859年，《费加罗报》的一位作家提到：“没有一本巴黎小说不涉及一个银行家或时尚人物，他养着一个歌剧院的芭蕾舞女孩。”而到了1892年，《斯克里布纳杂志》更直言不讳：“舞蹈休息室就像许多大酒店里的酒吧间，是主要的盈利来源，男人们买票来歌剧院，并不是为了欣赏音乐，而是为了在幕后享受和那些表演两次的美丽芭蕾舞演员的身体。”
然而，最为悲哀的并非那些有幸被富豪青睐的芭蕾舞者，而是那些默默无闻，无法吸引富人关注的新人舞者。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玛丽·范·戈特姆。玛丽和她的妹妹都是舞团底层的“小老鼠”，每天要工作10至12小时，每周工作六到七天，尽管她们极力想要闯出一片天，却始终未能得到富豪的青睐。为了生计，她们不得不在外兼职应召女郎，最后死于贫困。
这段历史不仅是芭蕾舞的缩影，也是上世纪社会阶层与性别不平等的真实写照。尽管今天我们看到的芭蕾舞，已经是高雅与精致的象征，但它曾经走过的那段暗淡历史，却深深烙印在了这项艺术的血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