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明玥
“鸡鸣寺的鸡不鸣，莫愁湖的愁更愁”。电影《南京照相馆》的开篇，就是令人窒息的破城惨景，日机低空俯冲、投弹、扫射，成片的百姓倒下，压抑又紧张。一个叫苏柳昌（『刘昊然』饰）的年轻邮递员逃命时，因打着如中国士兵一样的绑腿，本将被当作乔装的士兵枪毙，结果他包里的一个相册，引起日军的摄影师伊藤（原岛大地饰）的注意，他误以为苏柳昌会洗照片。邮递员阿昌就这么被强留在了城里的吉祥照相馆，为伊藤服务。躲在地窖里的吉祥照相馆老板老金闻声而动，教会苏柳昌救命的技能——洗照片。在暗房里，老金一家与阿昌发现，他们冲印出了日军屠城的照片。老金的街坊、同样躲藏于此的演员林毓秀（『高叶』饰）的姐妹，还有军人宋存义（周游饰）的弟弟，皆被日军所屠杀。
就在那一刻，众人眼睛里的恐惧、愤怒与撕心裂肺的悲怆，都被点燃了。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必须做出选择：接下来，他们将只为“苟活”，还是为了“将铁一样的证据送出去”？为了逃生，阿昌请伊藤帮他搞一张离开南京的通行证。而经过日军翻译官王广海（『王传君』饰）的斡旋，伊藤答应给两张通行证，方便“他的朋友”阿昌和妻子（由林毓秀假扮）一同离开。谁想，伊藤早就通知了关卡上的日本兵，只要见到手持这两张特殊通行证的人，就是见过屠城照片的人，一定要灭口。
也就是说，伊藤拿出的通行证，恰是杀戮的暗号。
那么，躲藏在照相馆中的众人，如何拼死一搏，将这骇人听闻的屠城罪证转运出去？这就是《南京照相馆》排布的悬念。
电影没有全景式描绘南京大屠杀，而是通过一个极小的切口，让我们走进了1937年12月南京城这个“人间炼狱”。编剧、导演巧妙运用双线穿插的叙事结构，将这段沾满血与火的历史表现出来：其中一条线索是照相馆里的老百姓艰难求生并完成送底片任务；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为保全妻女性♀️命而对日本人俯首帖耳的翻译官王广海，跟着他的眼睛，观众看到无数个残杀中国人的现场。最令人震撼的场景有两个。一个是翻译官拿着喇叭吆喝，让同胞有秩序地往秦淮河边的屠杀现场走去。当老百姓被逼到河边时，瞬间镜头一转，就是血红的微微荡漾的河水，这一无声的、令人窒息的画面，远比此起彼伏的哭嚎更震撼人心。另一个场景，就是日军的所谓“亲善拍照现场”。为了操控世界舆论，日军竟然强迫路人拍摄“日军与百姓‘亲如一家’”的伪善场面。突然，有个日本兵嫌路上的婴孩一直在哭闹，冲过去把襁褓里的小孩摔死……
电影在塑造人物时，尽量避免了脸谱化，着力呈现角色的矛盾和挣扎。比如翻译官王广海早就看出阿昌不是照相馆的人，但他并没有告发阿昌，外人眼中的汉奸，还保留着基本的良知。再比如，林毓秀在目睹日军摔死婴儿的暴行后，捂嘴颤抖个不停。『高叶』演出了这名虚荣俏丽的演员从单纯惧怕到幡然醒悟的层次感。之后，她竟有勇气以穆桂英自比，准备与苏柳昌一同去送底片。
真正令人泪目的，还是照相馆的人要分开逃亡的前夜。照相馆老板的女儿金婉仪（杨恩又饰）叹息中国之大，她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去过。而老爸安慰她的方式，就是一张张放下照相用的背景幕布，让所有人一夜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从北京到天津，从泰山到西湖……所有人眼睛里都含着屈辱又愤怒的泪光，他们呐喊：“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在那一刻，中国人的血性瞬间涌上心头。
当然，电影还有瑕疵。剧情逻辑上的一些漏洞，让电影开篇时的紧张和高压氛围没能一气呵成，到了中后段，电影经不起推敲的细节不少。比如摄影师伊藤生性狡诈，他怀疑阿昌的洗照片技术另有高人指点，怎么会不派人搜查照相馆的地窖？若如此，老金一家不可能藏得住。影片的高潮部分也显得合理性不足：阿昌用南京风景照的底片掉包了屠杀照片的底片，怎么可能到最后才被伊藤发现，收回如此重要的底片时都不检查吗？要知道，《南京照相馆》的故事来自真实历史：1938年，15岁的华东照相馆学徒罗瑾秘密加印了日军大屠杀的照片。后来，罗瑾考进了当时借用毗卢寺房舍的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他与另外一位通讯队学员吴旋先后接力，将装有照片的相册，藏于毗卢寺厕所墙缝及佛像的腹中。直到抗战胜利，这本相册才被交出，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京字第一号证据”。借鉴历史，电影中的主人公也可以选择加印照片，而不是采取“掉包底片”这样容易被觉察的方式。
《南京照相馆》有一流的视觉效果，但瑕疵在于没有把情节逻辑做得天衣无缝。如果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角色的觉醒上，让送出大屠杀证据的“接力式巧合”变得更合理，将会成为更耐得住推敲的电影。（作者为文艺评论人、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