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女儿是妈妈》第二季临近收官，李嘉格与妈妈薄永霞这对矛盾重重的母女终于迎来了“世纪和解”。作为综艺节目，这一对母女的和解无疑是必要的——毕竟，节目总不能让嘉宾带着未解的心结走。然而，这场和解的安排显得有些强行，仿佛是为了填充剧情而硬要“包饺子”，给人一种别扭的感觉。
从某些细节来看，这一切的处理显得尤为突兀。比如，节目组为薄永霞找来了情感疗愈师，竟然硬生生地挖掘出一段她所谓的原生家庭创伤——霞姐已经60岁了，却被要求将自己的成长经历描绘为一个深受创伤的案例，这不免让人感到不适。
首先，我们要给节目组一点肯定，至少他们为嘉宾提供了心理疏导服务。两位情感疗愈师分别与李嘉格母女进行过三个多小时的长谈，然而有趣的是，疗愈师周俊与霞姐的交流中，能够播出的唯一内容居然是一段关于过去的“旧伤”。这个故事的细节值得商榷，甚至可以说是荒唐。
周俊问霞姐，她小时候是否有过“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时光。说实话，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问题。霞姐出生在1965年，成长的年代物质匮乏，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时的生活条件无法满足“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奢望。除非是某些特殊的家庭，通常孩子是不会有这种经历的。
然而，霞姐讲述的故事与这一点并不相关。她回忆说，家里最小的是弟弟，父母对弟弟非常宠爱。她记得有一次，父母为弟弟买了双鞋，还给他买了辆自行车，价值两千多块钱。霞姐看了非常羡慕，自己也想要一辆自行车，但父亲却说，“你有车骑就够了，干嘛还买自行车？”她感到十分不理解，为什么给弟弟买车这么容易，而自己想要的东西却这么难得到。
最终，在母亲的坚持下，霞姐才拿到了价值两百块的自行车。周俊问霞姐，如果能对爸爸说一句话，她想说什么，霞姐回答道：“我想问爸爸，为什么对我那么不公平。”她哽咽着说，自己非常看重“公平”二字，正因为爸爸的不公平，她才会生气，而自行车的事是否买到并不重要。
节目组的结论是，“公平”的创伤影响了薄永霞的16岁。周俊也顺势推测，霞姐每次与李嘉格与婆婆发生冲突时，总会要求“公道话”，但实际问题并不在于母女之间的矛盾，而是来源于过去的心理创伤。听到这一结论，我只想说——荒唐，实在荒唐。
首先，要讨论的是霞姐所讲的故事。虽然我并不怀疑她在成长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对于她所说的“2000元的自行车”这一点，我抱有怀疑。1980年代初，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大约在50到80元之间，2000元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就算当时确实有2000元的自行车，哪个家庭会用三四年工资给孩子买一辆车呢？
当然，我并不是在质疑霞姐的回忆。更有可能的是，霞姐确实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只是岁月的流逝可能让她对具体数字的记忆有所偏差。但这其实并不重要。
我要说的重点是，不论霞姐的童年是否充满不公，它与她和李嘉格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直接关系。也许，霞姐的确因为童年的创伤对“公平”产生了强烈的执念，但“追求公平”又有什么错呢？作为女儿的李嘉格，能在妈妈与婆婆发生争执时说出一句公道话，难道真的这么难吗？
回到霞姐纠结的两件事。首先，霞姐虽然没有动手伤害李嘉格的婆婆，却被李嘉格误解，甚至连私下里一句公道话都不给，这难道是李嘉格外公的错吗？又或者李嘉格结婚时，婆婆不同意派车接妈妈和偏瘫的爸爸，她便完全不去，难道这也是李嘉格外公的错？
这些事，李嘉格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还是说，她的妈妈追求公平就有错了？
李嘉格听完这段故事后的反应，更加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她说，她从未从这个角度分析过妈妈的过去，直到现在才明白：“作为孩子，我确实没有经历过你的童年，那一部分对我来说是空白的，所以我才没有想到你内心的痛苦。”她甚至表示，妈妈或许只是怕被抛弃，她需要的是安慰与理解。听着这些话，我不禁想问，李嘉格究竟是否在装傻？难道她真的无法理解自己妈妈心中的不满吗？
如果霞姐的童年是健康且无创伤的，那么李嘉格是否可以肆意对待她，要求妈妈在婆婆和她之间做出选择？如果霞姐的童年没有创伤，李嘉格结婚时不派车接父母，是不是也可以理所当然地不道歉呢？
这真的是情感疗愈师的“高人之见”吗？她把责任推给外公外婆，李嘉格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原谅”妈妈了？她这样“大度”的行为，难道没有掩盖她的愧疚感吗？
李嘉格最后对妈妈说，“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重要的，没有任何人能替代。”这番话看似充满感动，却显得有些虚伪。既然妈妈在你心里始终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结婚时不派车接她？为什么八年都没有说过一句公道话？
行动永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最终，母女和解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情感疗愈师的干预，显得有些空洞。毕竟，真正的和解不应该建立在这种“强行包饺子”的剧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