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走进了电影院🎦，目光所及，大银幕上竟然全是那些身陷“牛马打工人”生活的角色。那情景，仿佛是我与他们同处在同一世界。无论是《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在大唐的职场中四处奔波，还是《戏台》中五庆班的演员🎭️们面对洪大帅的随心所欲，他们的日常，都在做着我们做过、或者将要做的事情。更不用提《浪浪山小妖怪》中的四个小妖怪，他们在妖怪的世界里也在为生存而奋力挣扎，究竟谁能突破命运的枷锁，留下一丝光辉，似乎是他们唯一的渴望。
这些“牛马打工人”的身影，穿越了历史、现实、甚至虚构的空间，聚集成了一种令人不禁深思的文化符号。正如一位观众所言，2025年将是“牛马电影”的元年，似乎整个电影市场都被这种群体情结占领了。截止到目前，《浪浪山小妖怪》已突破7亿元票房，《戏台》接近4亿元，《长安的荔枝》也已破6亿元。如此可观的票房成绩，让人不禁想起那个曾经说过“得牛马者得票房”的话。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质疑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反对的声音也在不断放大。毕竟，世间本没有“牛马打工人”这一赛道，直到这一类电影层出不穷，才形成了所谓的“牛马电影”这一独特现象。
如果要追溯这一现象的起点，恐怕要追溯到2023年的《年会不能停！》了。那部几乎赢得所有观众口碑的影片，深刻揭示了当代职场的生存困境，成功地让观众在喜剧的包装下看到了苦涩的现实。这部影片近13亿元的票房，不仅让“牛马打工人”成为了电影创作的热门题材，也让整个行业在一段时间内迅速形成了同类作品的热潮。
与之相对的，还有那些不那么为大众所熟知的电影，如《银河写手》，其展示了电影行业内部特有的困境和文化。然而，这部作品由于其行业背景过于特殊，未能像《年会不能停！》一样引起广泛共鸣。
随着2024年的到来，更多类似的作品相继涌现，《逆行人生》和《胜券在握》便是其中的代表，前者讲述了一个程序员中年危机后的外卖人生，后者则聚焦被裁员员工与公司的智斗。两者都丰富了“牛马打工人”的题材领域，拓宽了这一赛道的边界。
今年，这一赛道的作品愈加丰富多样。《长安的荔枝》以古装的形式呈现出李善德的职场拼搏，《戏台》则在戏曲的框架内揭示了戏班中的职场无奈。而《浪浪山小妖怪》更是通过动画形式，探讨了妖怪世界中的职场困境。甚至在《诡才之道》中，主角🎭️即使死后变成鬼，也要面对职场中的考核、评奖和晋升等一系列无法摆脱的规定。
这些“牛马电影”具备了四个显著特点：第一，它们的设定往往基于真实的职场环境；第二，内容通常荒诞且带有讽刺意味；第三，喜剧性是它们的共同形式；最后，它们常常通过强调主角🎭️的尊严来触动观众的情感。这四个特征，形成了这类电影的独特魅力与争议。
让人不禁疑惑，究竟这些作品所展现的现实与荒诞的职场生活，究竟能给人带来多少“治愈”？它们看似充满了幽默与讽刺，但能否为那些疲惫的打工人带来真正的慰藉？正如设计师张扬所言，他在看完《浪浪山小妖怪》后，深感内心的“破防”。他每日为甲方画图，却经常被不明确的要求折磨。无数次的反复修改、无奈的应付，几乎让人无法喘息。对于这样的“牛马电影”，张扬表示看多了真的头疼，想多了更是心疼。
然而，这类电影却依然热卖，尤其是在电影行业的市场中。中部某省的影城经理冬阳也表示，今年暑期档“牛马影片”扎堆的现象，似乎是一种创作上的集体呼声。《年会不能停！》的火爆，带动了这一题材的流行，甚至有一些作品，在形式上如出一辙。
但“牛马电影”能否长久？影评人连城易脆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观点：虽然短期内这些电影确实代表了社会的某种情绪，但它们也有着偶然性。更重要的是，若没有扎实的文本基础，纵使是讲述“牛马打工人”生活的电影，也很难赢得观众的认可。例如《胜券在握》就因为内容浮浅，难以引起共鸣，票房表现平平。
然而，“牛马电影”的兴起，却也反映了社会情绪的一种变迁。正如经济下行时期，普通人生活的困境愈加引人关注。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往往能代言无声者的心声，让更多人关注到那些被忽视的群体和生活困境。
然而，电影的力量终究有限。它们能在短暂的片刻给人带来一丝慰藉和解脱，但生活中的困境依旧得靠我们自己去解决。《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这本书中提到，工作伦理的本质，就是摒弃了自由。如果工作与自由之间无法实现平衡，那么无论多少“牛马电影”，最终都会面临无路可走的困境。
每一位“牛马打工人”，无论他们是电影中的角色，还是我们生活中的自己，都在为自己的生存与尊严而努力。电影给了我们片刻的释放，但生活中的那份沉重与无奈，最终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改变。愿所有打拼的身影，能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真正的自由，突破困境，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