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优秀的谍战剧往往能够成为观众了解历史的窗口，甚至堪比历史纪录片。以军统（后改组为保密局）为例，在其发展历程中曾有过数十位少将级别的省站站长，但真正为大众所熟知的却寥寥无几。其中沈醉的名气要远大于吴敬中——吴敬中的前任如郑士松（原名王仁锵、王天木）、王子襄、陈仙洲，以及继任者李俊才，这些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十分陌生。而吴敬中之所以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电视剧《潜伏》的热播。
历史上确实存在吴景中（即吴敬中）其人，他确实担任过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一职。与沈醉一样，吴敬中曾在军统临澧特训班担任教官——沈醉教授行动术，吴敬中则负责情报学课程，两人共事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翻阅沈醉的回忆录，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当属戴笠，其次是毛人凤，而吴景中也被提及三五次。这引发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何吴敬中能够庇护余则成，而戴笠和毛人凤却容不下郑耀先？
雪山千古冷，独照峨眉峰——有人根据蒋介石的《游峨眉口占》推测吴敬中是比峨眉峰余则成地位更高、潜伏更深的雪山。这种说法虽有一定依据，却与史实存在出入。根据沈醉回忆录记载，吴敬中实为我党叛徒，更是戴笠的忠实追随者。他甚至曾试图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徐冰（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引荐给戴笠。这种引荐本质上是一种出卖行为。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徐冰虽可以公开在重庆活动，但与戴笠会面显然不妥（抗战期间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后果就十分严重）。因此徐冰严词拒绝，令同行的沈醉也颇为尴尬：他看我全身武装，腰皮带上还挂了一支精美的左轮手枪，又用这种威胁性的口吻来回答他，便把脸转过去不理我，只一个劲儿地埋怨吴景中。（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沈醉回忆录）
吴敬中替戴笠邀请徐冰赴宴显然居心叵测，这一点沈醉看得十分透彻：吴景中提出他的那位同学后，戴笠马上决定要在第二天就去请他来吃晚饭，由他亲自出马，进行收买利诱。所幸徐冰沉着冷静，断然拒绝了这次危险的邀约，才没有落入吴敬中设下的圈套。
虽然吴敬中绝非肩负特殊使命的潜伏者，但他庇护峨眉峰余则成却是有可能的。尽管史料中并无吴敬中掩护地下党的明确记载，但综合考察其履历，并参考与其经历相似的文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们都可能出于旧情，对曾经的战友网开一面。
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都了解，军统在东北的特务机构最初由文强建立。当文强调任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后，接替其职位的正是吴敬中。随着陈诚和杜聿明在东北战场的接连失利，吴敬中又通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蒋经国和郑介民的关系调往天津。吴敬中与文强不仅是特务系统的同僚，更都背负过叛徒之名——当然，文强本人坚决否认这一指控，这一点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也有所体现，剧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正是文强。文强参加过南昌起义，曾担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文强负气离开后，经程潜、张治中引荐加入军统，历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等要职。1946年国民党军队军衔大晋升时，文强与戴笠、孙立人一同获得晋升——由步兵上校晋升为陆军少将。
在淮海战役期间担任杜聿明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时，文强曾为释放七名八路军武工队员而与第二处（特务处）和军法处处『长发』生激烈冲突：要优待这七个人，给他们弄饭吃。我这样做了，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如果要杀头，就杀我的头，不会杀你们的头！从熊笑三（第五军军长）那个军开个口子，把人放了，邱清泉（第二兵团司令）这个人很马虎，不会追究的。如果邱清泉说放了共产党的俘虏，你们就推到我的头上，说我们副参谋长管这个事。（引自《文强口述自传》）
文强释放八路军武工队员的动机众所周知，他本人也做过解释。同样，曾与文强同处一个阵营的吴敬中，完全有可能有意无意地保护余则成。对比吴敬中与戴笠、毛人凤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吴敬中保护余则成而戴笠、毛人凤不容郑耀先的两个关键原因，这些原因沈醉和文强都心知肚明，因为他们都曾亲身经历或感同身受。
第一个原因显而易见：吴敬中和文强都有过改换门庭的经历，但他们的转变时间点颇具意味——都不需要出卖任何人。文强没有背叛战友，吴敬中也没有，甚至与过去的同志、同学保持着联系。而戴笠和毛人凤从入行起就与地下党势不两立，这种立场差异决定了他们的行事风格：文强和吴敬中可以保护武工队员或潜伏者峨眉峰，戴笠和毛人凤则毫无回旋余地，双方关系不死不休，毫无情面可言。戴笠和毛人凤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而文强和吴敬中却有多重选择，因此他们处事总会留有余地，正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吴敬中能容忍余则成而戴笠、毛人凤不容郑耀先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两人威胁的对象不同。吴敬中只关心自身安危和利益，只要保住官位和财富，蒋介石的生死与他无关。在他看来，觊觎站长之位的李涯、陆桥山比余则成更具威胁——余则成不仅对站长职位毫无兴趣，还能帮吴敬中谋取玉座金佛和斯蒂庞克轿车，关键时刻甚至可能救他一命。余则成虽然对蒋介石政权不利，但对吴敬中个人并无威胁；而郑耀先不仅要颠覆蒋介石政权，更可能危及戴笠，特别是毛人凤的局长宝座。无论郑耀先是否真是潜伏的风筝，毛人凤都必欲除之而后快。他能整肃沈醉，自然更不会容忍郑耀先的放肆。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作为谍战剧的巅峰之作，《风筝》和《潜伏》不仅展现了历史风云，更折射出世道人心。细究吴敬中对余则成、戴笠毛人凤对郑耀先的不同态度，不禁引人深思：在您看来，导致这两种截然不同处置方式的两个原因中，哪一个更为关键？是个人经历造就的立场差异，还是利益考量的不同？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人性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