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小靖
在国庆档多部电影的比拼中，一部由新人导演与编剧操刀的影片，因其高度的社会现实性成为杀出重围的一匹黑马。这部影片以《震耳欲聋》为名，关注的却是被困于无声世界中的听障群体。
故事的主人公李淇，是一名出身于听障家庭的健听律师，他因接手了一桩法律援助的案子，从而了解到一个针对听障人士的“定制”骗局：启航集团以高投资回报率为诱饵，蛊惑张小蕊等听障者抵押房产，以筹措高额本金，进行投资。而为阻止李淇继续深究，诈骗集团向他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将他推入了“正义”与“利益”的抉择之中。
听障群体不是“完美受害人”
《震耳欲聋》是国内首部聚焦于听障人群司法障碍的影片。在法律层面上，听障者是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个体，但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带。影片中的听障者聚居在一座玩具厂大院中，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群，那是他们试图融入外部世界却受挫后的退守之地。
这样的封闭性限制了他们的认知，并让他们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理想目标。而一旦掉入诈骗的陷阱，由于语言沟通的障碍与司法知识的匮乏，他们的维权之路就会变得异常艰难。在这一点上，除了通过叙事本身去呈现，导演也在视听语言上多次采用沉闷的环境音与尖锐的耳鸣声，以引导观众沉浸式地进入听障者的世界，真切感受到那种与声音隔绝却又无处可逃的焦虑。
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并未将听障群体简单地塑造为“完美受害人”，而是赋予了他们真实的人性弱点。恰如启航集团头目金老板所言，他的骗局之所以奏效，并不是因为行骗技巧有多么高超，而是利用了每个人都有的贪念。他与李淇一样，是出生于听障家庭的健听子女，因此他深谙听障群体的需求与信任机制。利用这份了解，他以慈善为外衣，编织出一场华丽的财富幻梦。
无论是想供妹妹读书的张小晨、渴望拥有一只金镯子的吴阿姨，还是想住进更好条件养老院的老马，他们心底那些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渴望月入斗金的“贪念”与侥幸，都成了被人利用的弱点。而靠贩卖同情心骗取路人钱财的张小蕊，为自身利益拒绝提供视频证据的潘阿姨，总是向儿子伸手要钱的李淇父亲，这些听障者在生存与道德之间的摇摆，也折射出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安身之道。
影片故事部分取材于律师张琪的真实经历，这为叙事奠定了坚实的现实根基。张琪律师曾指出：“目前，全国有2000多万聋人，但是手语律师可能只有20多位。”电影内外的困境，在此形成残酷的互文。值得一提的是，制作方特别为听障观众制作了含解说音轨的无障碍版本。这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包容，更是一种态度上的尊重，让电影成为跨越障碍的沟通桥梁。
三张水浒卡的三重隐喻
影片中，在大院里经营着一间小卖部的老马是个关键角色，他曾在不同时期给了李淇三张水浒卡，而这三张卡分别隐喻了李淇的三个转折，打造出这一角色的成长弧光。
第一张“林冲”卡的到来，为李淇埋下反抗意识的种子。在《水浒传》中，林冲原是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因妻子被太尉高俅的养子高衙内看上而屡遭陷害，最终被逼上梁山。在“风雪山神庙”后，林冲于酒肆墙上题下“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的决绝誓言，从此与过往决裂。而片中，当李淇因交不起学费而被校方要求当众演讲募捐，题目为《我的聋人父母》，并在同学的嘲笑中尊严扫地时，他摔了捐款箱的举动，正如林冲掷出的那柄长枪。这不仅是少年受辱后的愤怒，更是一句掷地有声的宣言：他誓要凭自己的努力，走出困住他的“听障大院”。
李淇收到的第二张卡片是“宋江”，与水浒中其他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不同，宋江从上梁山之初，便始终将被“招安”作为梁山集团的最终政治出路。在第五十五回中，宋江劝众弟兄时曾言：“今者梁山泊虽好，非同永久。倘或日后奸臣相妒，专权蒙蔽圣聪，屈害忠良，须预先省悟。”一语道出了他内心深处对回归主流权力体系的执念。而李淇面临的，正是一场现代社会的“招安”，当启航集团开出优厚的条件，承诺助他打赢官司并送上高额的封口费时，一条从“地摊所”直通“32楼”的捷径赫然摆在他眼前。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他同宋江一样选择了被“招安”与妥协。
影片中一场关键冲突将此刻画得淋漓尽致：当合伙人小汤发现李淇与启航集团签署的顾问合同时，一场关于社会法则究竟是“强者生存，利益至上”还是“公平正义”的激烈争吵爆发了。在呈现这场争吵时，导演并没有选择常规的正反打镜头，而是运用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摇镜头，它如同天平中央那根摇摆不定的指针，在李淇与小汤之间、在“利益”与“正义”之间，进行着无声的衡量。
在李淇重新回到大院，见到那些因为他昔日退缩而被骗得血本无归的街坊时，老马给了他一张此前一直没收集到的“武松”卡。作为打虎英雄、为民除害的象征，在梁山聚义厅中，武松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被招安的人，他那句“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掷地有声，是不肯妥协的代表。而此刻的李淇，也做出了武松式的抉择，为被诈骗的听障群体出庭辩护，以和启航集团的合同作为关键证据，不惜做污点证人，搏一个迟来的正义。影片的结局也赋予了他武松般的宿命——虽未能大富大贵，但得以安居一方。
“哑”的维度与勇于发声
小人物逆袭的故事在当今的大银幕上早已屡见不鲜，难能可贵的是，《震耳欲聋》并没有陷入英雄主义的叙事模板中，而是将“世界不会有救世主，只能自己做自己的英雄”作为影片最终的落脚点。
当李淇在利益面前选择沉默的时候，张小蕊用不标准的发音指责他是一个不敢发声的“哑巴”，而“哑”也构成了贯穿全片的核心题眼。它有三重维度：其一，是病理层面上的“不能发声”，属于听障群体被剥夺的话语权；其二，是道德上的“不愿发声”，它指向了那些沉默者以及装聋作哑者，既包括在利益面前低头的李淇，也包括因恐惧而拒绝出庭的受骗者；其三，是结构上的“发不出声”，正如李淇那句清醒的自白：“一只蚂蚁在地下室说话，是没人听得到的。”
破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沉默的不再沉默，让无声的震耳欲聋。因此，李淇成为污点证人是剧情的转机，但真正的胜利则来自于受骗者集体走向法庭，亲自成为证据链的一环。公平从来不是谁的恩赐，正义必须自己去争取。
影片最终结束在《爱》的旋律中，远处的高楼大厦和近处的低矮平房形成鲜明对比，象征着希望的光穿过银幕指向观众席。有人批评，这样的结局过于理想主义，但现在，我们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理想主义。《震耳欲聋》正如其名，它是一记闷在胸口、无声却持久的雷鸣。它向我们发问：如何在失语者众时敢于发声，在面对黑暗与不公时勇于抗争？这已超越电影的叙事边界，成为一种持续的叩问，在每位观众离场后，依然于其内心深处铿然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