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近年来很多热门文艺作品的主创都比较年轻：《永不消逝的电波》《沙湾往事》《只此青绿》等舞剧的导演是80后，演员基本是90后、00后；电影《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电影开拍时，其导演也才30多岁。在这些作品中，老一辈文艺工作者退居幕后，以顾问、艺术指导之名甘当“绿叶”。
这是一个拔犀擢象，也兼具代际合作的现象。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凭借崭新的视角与充沛的激情勇挑大梁；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则以他们的深厚功底与丰富经验，在关键环节俯身托举、保驾护航：老中青艺术家各展所长、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一部部优秀之作。
不必讳言，这样的图景在过去并不常见。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艺资源的分配过程中，我们往往更优先地向已有权威地位与广泛声名的文艺工作者倾斜，比如策划一台重大的文艺晚会、拍摄一部主旋律题材的电影，或者参与权威文学杂志的一次主题征稿……哪怕是才华横溢的年轻文艺工作者也可能因为“年轻”而被排除在外，这就是一种“论资排辈”。
“论资排辈”源于我们的社会对资历与经验的崇尚。“经验”被等同于可靠性与成熟度，“名气”被视为已被检验的价值标志。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因长期实践累积了可见的成果与社会认可，他们熟悉既有规范，技艺纯熟，风格稳定，虽然不见得出彩，但基本也不会出错，是一种保守但也稳妥的选择。此外，“论资排辈”背后，也有人情与圈层因素的影响，组织者与有经验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多有长期合作形成的信任关系，优先将机会给予“老朋友”，省去了陌生合作的沟通成本。
与之相对，我们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往往怀抱过分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年轻往往与“未完成”“未成熟”相绑定，他们创作中的探索性、实验性乃至批判性，容易被视为一种不确定性，甚至是一种风险。不少组织者出于“不出错”或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尤其不敢把一些“重大任务”但也是重要机会，分配给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
林林总总原因造成的“论资排辈”，给文艺界带来的后果就是——不出错，但也不出彩。这背后是某种规律在起作用。
从创作规律来看，人类创造力最为活跃的时期往往出现在青年阶段。在科研领域有过研究，科学创造的最佳年龄区间介于25岁至40岁，峰值年龄约为37岁。这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文艺创作领域。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思维模式容易逐渐形成固定范式，对新事物的感知敏感度与突破既有认知框架的意愿都会减弱，创造力不断衰减。虽然也有“大器晚成”的案例，但就多数情况来看，文艺领域的从业者如作家、导演，职业生涯晚期作品所具备的创新性、思想冲击力与情感鲜活度，往往难以与年轻时的巅峰之作相比，虽然晚年的作品在技艺上更趋纯熟。
而年轻文艺工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尚未被固化的经验框架束缚，对情感的捕捉更直接、更热烈，对创新的追求更大胆、更生猛，他们敢于打破既定范式，催生出具有冲击力的作品。
大量事实表明，青壮年确是创造力迸发的黄金阶段。譬如巴金27岁完成《家》，曹禺23岁写出《雷雨》，王蒙19岁创作《青春万岁》，莫言31岁推出《红高粱家族》……当代文艺创作领域同样印证着这一规律，80后导演饺子执导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重构经典神话形象，让传统题材焕发出符合当代审美的活力，创下多项中国电影纪录；1986年出生的申奥导演，今年暑期推出爆款影片《南京照相馆》，以独特的照相馆视角重构历史叙事，展现出新一代导演对沉重题材的艺术驾驭力。
文艺界只有持续吸纳新血、容纳异质、激励创造，才会有活力。回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收获》《钟山》等文学刊物，打破传统文坛的圈层壁垒，以极大的包容度向马原、格非、孙甘露、苏童、余华等一批充满实验精神、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青年写作者敞开大门，才诞生出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锋小说，铸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具活力与创造力的黄金时期。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文艺资源的分配中，我们应该打破“论资排辈”的固化桎梏。不过，强调年轻时期是创作黄金期，绝非意味着否定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价值，更不是要将其推向边缘化——经验的积淀非一日之功，也是难以取代的。我们不能由“论资排辈”的极端走向“贵壮贱老”的极端，为了追求所谓的“年轻化”而仓促更替、割裂传承。
我们要建立起一个更加开放、公平、包容的机制，不将资历深浅、名气大小作为文艺资源分配的“隐形标准”，而是平等竞争、能者居之；与此同时，在一些需要集体创作的文艺项目中，我们也应该从“论资排辈”走向“代际合作”。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帮带”，毕竟这一模式往往过于强调老一辈的主导地位。当代集体文艺工作更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代际合作”，它的核心特点是赋予年轻创作者更多话语权，特别是敢于给予他们在决策层面与执行层面的主导地位，既鼓励年轻文艺工作者大胆表达、勇于突破，也尊重老一辈的经验与智慧，让创新与经验相互滋养、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我们的文艺事业迈向新的高峰。
（作者：曾于里，系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