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正在成为大银幕上的第一主角🎭️。
那些藏在“打工人叙事”里的现实困境，从来不是某部电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时代留给每个普通人的挑战。
作者 | 阿瑞
编辑 | L
题图 | 《胜券在握》
这几年的电影创作新风口，“打工人电影”必占一席。
自从2023年年末上映的《年会不能停！》拿下12.92亿元的票房与8.1分的豆瓣评分，一举成为当年跨年档票房冠军后，后来者纷纷有意无意地往“打工人”标签上靠。
（图/《年会不能停！》）
从《长安的荔枝》里为运送荔枝跑断腿的九品小吏，到《浪浪山小妖怪》里因刷锅不慎刷掉大王的“祖传题字”而背锅的底层小猪妖，再到《戏台》里被“外行指导内行改戏”的戏班众人，无一例外都让打工人直呼“演我”。2025年，这三部被调侃为“牛马电影”的作品合计获得了超27亿元票房，占暑期档总票房的两成以上，打工人电影由此成为2025年最不容忽视的类型赛道。
jrhz.info毕竟，这年头，连短视频都流行从打工人视角重新诠释“霸道总裁爱上我”。人们似乎不再相信草根逆袭的爽文，只想手捧一本《对工作说不》，拒绝绩效、流程、算法对自己的异化。
打工人有自己的“瞬息全宇宙”
如果提起关于打工人的影视作品时只想到都市剧，那你就跟不上趟了。2025年的观众，不仅会代入TVB电视剧学精英职场的生存法则，还会狠狠共情不同平行时空的牛马。无论身穿圆领袍还是西装衬衫，无论是人、是妖还是鬼，大家都得为KPI愁到头秃。
马伯庸的小说《长安的荔枝》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让更多人看见了“一骑红尘妃子笑”背后的小人物。马伯庸在小说后记中提到，自己在读史书时总会忍不住想象从基层官员视角看到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样的，“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这才有了李善德的故事。
（图/《长安的荔枝》）
在唐朝，从五千里外的岭南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几乎不可能实现，对任何一位芝麻小吏而言，接下这一任务都是死局。而李善德偏偏凭借算学天分，试验出了荔枝转运之法。但他没想到，即便有了方案，自己仍是死路一条。电影中，大鹏饰演的李善德在为大唐驿站筹钱、要人、调用马匹船只时，无异于一位顶着项目经理头衔的基层员工在财务、人力、技术等部门之间来回奔波。当镜头将一旁玩蹴鞠的同僚囊括进来，人人都能读懂李善德被当成皮球踢来踢去的暗示。
更讽刺的是，宦官、右相也好，户部、礼部也罢，他们做事统一采用同一套模板：断定项目无望就想撇清关系，一见有能成的苗头便想抢功劳，抢不到功劳就变着法使绊子。李善德好不容易办成了事，不但没有得到赏识，还差点连小命都丢了。最后他携家眷流放岭南，反而因祸得福。
从浪浪山走出来的小妖怪们有多惨，更不必多说。2023年的动画短片《小妖怪的夏天》出道即爆火，许多人在小猪妖身上看到了自己努力考编时的影子。2025年的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里，小猪妖拉上伙伴“组队创业”，冒充西天取经师徒一路骗吃骗喝，道尽“世界是个草台班子”的本质。四只小妖拼尽全力救下童男童女，但最终也没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归来仍是“nobody”，让人联想到大厂的“花名文化”。
（图/《浪浪山小妖怪》）
活着的时候求取功名已经够累了，而这届主人公即便死了也还要打工。《诡才之道》直接把阴间改造成了现代企业一般的组织，掌握生死签证的长官是企业高管，“鬼委会”相当于人力资源部，还要组织年会和评奖。普通鬼要想得到继续存在的资格，就必须努力吓到足够多的人，这与现实中用产出成果定义员工价值的绩效文化如出一辙，鬼魂的“存在焦虑”与打工人的失业焦虑别无二致。
有各类打工角色的电影宇宙越来越多元，一方面或许是创作者出于对制造新鲜感的考量；另一方面，这也让观众得以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去审视系统的不合理之处。无论身处大厂还是身处流水线，去掉不同职业的滤镜后，普通人的境遇常常是相似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被支配感是共通的。“打工人”这一标签，可以说是当代观众的情感公约数之一。
小人物的故事，没那么爽了
事实上，影史上从来不缺底层小人物视角的作品。商业片尤其喜欢讲述草根逆袭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起点低，普通人的代入感强，而主角🎭️最后总能收获财富、权力或其他他们想要的东西。观众爽了，票房大卖，作品轻松实现双赢。
然而，当银幕上挤满了为工作奔忙的牛马，一贯擅长造梦的电影似乎难以再拿一个美好结局来说服观众了。
《年会不能停！》把『互联网』黑话、大厂的“金字塔生态”、“裁员广进”的荒诞逻辑搬到台面上，让人笑得酣畅淋漓。影片结尾，董事长出面主持正义，反派大佬锒铛入狱，主角🎭️团的三位打工人也得到了小小的晋升，但许多观众却觉得怅然若失。因为在偌大的集团中，主角🎭️们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打工人；那些被误裁的工厂老员工最后能回来继续工作，更被解读为一种不符合现实的心理安慰。庄达菲饰演的外包员工Penny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转正机会，却毅然决然地选择辞职，去追寻自己的音乐梦。舞台上的她弹着吉他唱歌，镜头一转，点明其身在海选现场，看似很酷，但前途未卜。
（图/《年会不能停！》）
如果说《年会不能停！》的结局多少还带些理想主义的温柔，那么2025年爆火的打工人电影则各有各的遗憾。这些电影里，主角🎭️往往白忙活一场，最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最多只实现了精神上的胜利，抑或在道德上受到了戏外观众的认同。
李善德明明可以选择对苛捐杂税导致的逃驿视而不见，但他还是斗胆当面质问右相“取之于民，用之于上”有何意义。浪浪山的小妖怪们没能逆天改命，它们最终都变回了原形，甚至连它们的努力也几乎没留下痕迹。
某种程度上，这些打工人电影可以说是对成功学叙事的反抗。正如《诡才之道》中，主角🎭️团既没有反败为胜，也没有改变鬼世界的规则，他们最终接纳了平凡的自己，告诉观众：你可以不用争第一，不必取得谁的认可，只做自己就好。
（图/《诡才之道》）
镜头从“赢”转向“活”，主角🎭️的追求从“被看见”转向“自我确认”，恰恰呼应了2025年年末『互联网』“爱你老己”的热梗。社会学学者大卫·弗雷恩在《对工作说不》一书中写道：“工作宣判了我们不再作为人而存在，而仅仅是非人的、可被替换的劳动力单位。”此时，“接纳自我”的微小反抗就显得既现实又必要——不是拒绝劳动，而是拒绝被劳动定义；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拒绝把自我价值外包给排行榜。
对“人被异化为机器”的警惕，在电影世界中早有历史寓言。1936年，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里，普通人查理在工厂打工，他的工作是拧六角形的螺丝钉，这导致他染上了“看到任何六角形的东西都要拧一拧”的职业病。老板嫌工人们吃饭太慢耽误工作，发明了“喂饭机”，查理不得不拼命跟上机器的速度，疯狂咀嚼吞咽。
（图/《摩登时代》）
80余年后的今天，“打工人”一词取代了光鲜亮丽的“白领”，成为都市青年自我认同的标签。年轻人清醒地认识到，坐在电脑前重复枯燥任务的自己，本质上与流水线上的工人并无不同。正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所点破的，现代社会塑造了“工作即正义”的伦理，然而从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仅仅是少数人的特权，大多数人被困于无休止的绩效评定中，随时面临被裁员的命运。
电影是时代的镜像，正因结局不再“包圆”，喜剧元素在打工人电影里显得尤为重要，人们需要这一层糖衣，代替他们讽刺职场中的弯弯绕绕。打工人电影绝不能拍成苦上加苦的纪录片，要在“丧”的底色里保留一抹积极的亮光，让许多人在笑与泪之间获得片刻松弛，在庞大的系统中享受一些小确幸。
“不想照镜子”，还有别的办法吗？
但“打工人叙事”是拯救票房的万能钥匙吗？倒也未必。
那些婉拒观影的理由里，被提及最多的往往是“上班已经很累了，不想花钱专门跑一趟电影院🎦照镜子”。还有人说：“我想要的只是一些工作之余的休息，而不是反刍自己的苦。”年轻人害怕努力失去意义，中年人担忧突然被抛出既定轨道，万一苦难拍得太真实，只会让人们本就充满压力的生活雪上加霜。
有时，创作者的悬浮也让观众更加警惕。2024年上映的《逆行人生》，主角🎭️高志垒是一位遭遇中年危机的程序员，他被裁员后转行做外卖骑手，题材十分吸睛。故事的最后，高志垒依靠他跑外卖时开发的小程序得以回归大厂，重新成为精英的一员。但对于外卖员何以“困在系统里”的问题，电影仍然没有给出答案。因此，尽管这部电影在对外卖骑手生存现状的描摹上下足了功夫，却依然难逃“伪现实主义”的批评。
（图/《逆行人生》）
同样在2024年上映的《胜券在握》亦换汤不换药，起手也是“码农”的中年困局，但反派脸谱化，影片风格在写实与荒诞之间摇摆不定。尤其当主角🎭️有800万元期权可盼，离开公司创业还能得到同事的响应，观众便难以共情了。同年上映的《银河写手》虽力图呈现编剧的职业困境，但它避开了行业中最主要的矛盾，仅得到“浅尝辄止”的评价。
对于电影创作来说，太过现实或太过理想都不行，如何平衡二者，是观众留给创作者的考题——既要照见系统之弊，也得留一个轻盈的出口。
当然，那些藏在“打工人叙事”里的现实困境，从来不是某部电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时代留给每个普通人的挑战。有人曾问大鹏“为什么总在塑造小人物”，他在《“笨功夫”是电影人的真诚》一文中如此回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接触到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很普通，有血有肉，踏实生活，热爱生活，有一些无可奈何，却依然愿意为只有一次的生命全力以赴。”
（图/《长安的荔枝》）
就像李善德明知这是死局，可他还是决定试试，想知道自己会倒在离终点多远的地方。银幕不必是展示苦难的镜子，也可以是看见同类的窗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或许打工人更愿意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的，是“好好活着”的希望。
排版：小蟹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总第699期《现实之上 ——2025年度视频榜》
原标题：《2025年，打工人在电影里看见自己》
699期杂志已上市
，即可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