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第一年，北京迎来了首位国际时尚界巨星——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虽然那时他在中国的知名度还远没有后来那么高，但他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让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时尚”这个概念。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服装观摩会”，实际上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走秀”。
那时的中国对“走秀”这个概念完全陌生。工人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T型台”，只看到卡丹带来的12名外国模特穿着各式华丽服饰，在台上翩翩走过，给台下穿着蓝灰制服的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一刻，仿佛所有人都忘记了呼吸。
这次走秀无疑是现代中国第一次接触到“时尚”，并且两年后，中国成立了自己的模特队，并开始在北京饭店进行表演。不过，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是相对保守，时装秀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为了避免过于招摇，上级领导对时装秀做出了各种限制。例如，不能叫“模特”，而要称其为“时装表演演员”；走秀时还要实行“三不政策”——不报道、不拍照、不录像。尽管如此，时尚的种子已悄悄在中国生根发芽。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浪潮在南方的广州也涌动着春意。1984年，年仅31岁的朱小丹担任了共青团广州市委代书记，不久后转正。他曾在广东乐器厂工作多年，一直渴望通过创新带领年轻人紧跟时代潮流。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1985年初，广州市团委接到一个任务：组织一次全市范围的文艺活动，以宣传“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时任团委宣传部科长沈怡和宣传干事安超，联想到两年前在广州演出过的“夏威夷水仙花皇后访问团”以及香港已经非常流行的选美活动，提出了在广州举办选美比赛的想法。朱小丹立即觉得这个提议可行，但他很快想起了几年前《大众电影》杂志因刊登女『明星』️照片而引发的争议。某些保守人士甚至公开批评《大众电影》不尊重妇女，认为应该用女英雄来代替美女，或刊登一些在工作中做出特殊贡献的女性♀️。
因此，为了避免过度招摇，朱小丹决定采取更加低调的方式。经过一番思考，选美比赛的概念被包装成“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一个看起来普通、低调的名字，但却吸引了大量人们的关注。这个比赛项目在当时十分大胆，除了走秀和才艺表演，还借鉴了香港选美比赛的方式，增加了泳装秀环节。而在当时的中国，选美比赛和泳装秀几乎是闻所未闻，甚至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事情。
尽管如此，广州的开放气息让这个活动充满了可能性。广州中国大酒店看中了这个活动的宣传价值，愿意提供场地，并邀请香港美容化妆专家为决赛选手做形象设计。白云山无线🛜电厂也主动联系团委，愿意提供3万元的赞助，这笔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广州的开放性风气与当时的北方形成鲜明对比。当“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报名信息一发布，立刻吸引了550多名俊男美女报名参赛。选手们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城市工人，也有农民、学生，许多人甚至不清楚自己要参加什么比赛，只是带着热情前来。
大赛的评选标准非常独特，除了容貌占有15%的比重外，更加注重选手的才华、知识和个性。1985年2月3日，预赛在广州市回民小学举行，经过初筛，只有130多名选手入围。接着，初赛在广州市少年宫举行，包括面试和笔试环节。面试考察选手的仪表、气质、风度和普通话水平，而笔试内容涵盖了时事政治、历史、文学、地理等多个方面，难度可想而知。大赛引起了广州及外地媒体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西方媒体和香港媒体，他们将这场比赛视为中国进一步开放的象征。
然而，随着选美比赛的本质被暴露出来，一些保守派的声音开始反对，认为这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讲穿着『打扮』、不注重艰苦奋斗。甚至有保守派人士向北京团中央举报。幸运的是，团中央的负责人并未过于保守，而是表示要“把握好方向”。此后，广州团委收到指示文件，要求活动照常进行，但不宜过度扩展，避免引起太大反响。
尽管面临压力，3月6日的决赛依然如期举行，地点选在广州中国大酒店，现场座无虚席。许多社会名流出席，包括文学家、舞蹈家、画家和社会学家，甚至香港爱国商人霍英东也带着家人前来观赛。尽管主办方最终决定取消泳装秀环节，以免引起更大的争议，但整个比赛依旧充满了时尚和活力。
选手们的表现也各具特色。第一轮集体舞环节结束后，第二轮是自我介绍和问答环节，其中任小玲回答了关于广州青年的夜生活的提问，她巧妙地回答道：“上夜校，去图书馆、电影院🎦。”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另一位选手关明珠则以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对个体户贡献的自信，获得了台下的认可。
第三轮是自选才艺表演，而评分也是当时首次采用电脑算分。最终，谢若绮和汪子健分别获得了女子和男子组的冠军。谢若绮的温文尔雅和流利的英语为她加分不少，任小玲也以其端庄的形象赢得了亚军。这场比赛成为了广州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气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
尽管比赛最终没有过度宣传，但它已经在当时的广州和中国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标志着时代潮流的不可阻挡。27年后，朱小丹已成为广东省省长，而这段历史，无论如何在他心中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