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于14至16周岁以及16至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情况，或者14至16周岁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将依法执行拘留。这一法规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此前修订提出，对特定情形下可拘留未成年人的年龄下调至14岁，引起了广泛关注。
治安管理处罚法一直被称为“小刑法”，其中一半以上行为与刑法中的行为样态相同，只是情节轻重不同。该法自2006年实施以来，此次为首次大修。在刑法已经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之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也回应了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表示，立法者试图在保护大多数轻微违法未成年人的同时，也要向极少数屡教不改或实施严重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发出明确信号：法律并非无能为力。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苏明月则指出，未成年人正处于心理发育和社会认知的关键期，对未成年人行政拘留的保护机制要到位，执行措施要规范。长期来看，行政拘留不能成为替代教育的简便手段。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至2023年，人民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3178件，判处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占同期全部刑事罪犯的2%至2.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处长张义健指出，一些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故意利用年龄不够或不执行拘留的规定，反复进行违法行为，甚至有上百次违法记录。因此，本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调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执行条件，设置了严格的适用条件，确保拘留措施仅适用于极少数突破社会底线的个案。
多位学者强调，对未成年人行政拘留的保护机制要到位，执行措施要规范。苏明月表示，未成年人正处于心理发育和社会认知的关键期，拘留可能会对其造成心理创伤，中断学业，并带来污名化标签。此外，目前多数地区的拘留所主要服务对象是成年人，管理偏成人化和惩戒化，尚未完全针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特征进行适配。因此，行政拘留未成年人不能轻率使用，也不能成为替代教育的简便手段。苑宁宁也认为，如果反复被拘留，一些未成年人可能觉得无所谓，反而增加再次违法的风险。
立法者意识到不能“一关了事”。新规衔接了对未成年人的矫治教育措施，规定对因不够年龄不予治安处罚或者不执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应当依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训诫、责令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具结悔过、定期报告活动情况、限制行为或接触对象、接受心理辅导、行为矫治、参加社会服务活动、接受社会观护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欺凌现象走入公众视野，一些极端学生欺凌事件中，被欺凌学生及其家庭遭遇严重创伤，引发舆论关注。苏明月称，学生欺凌通常依赖民法典中涉及人身伤害、精神损害、侵权赔偿等条款来处理，但偏事后追责且论证复杂。此外，还可以适用刑法中故意伤害罪、侮辱罪、强制猥亵罪等相关条款，但适用起点高，仅限于构成犯罪的极端严重情形。现实情况中，很多学生欺凌行为并未达到刑事标准，也不便提起民事诉讼，长期处于“法不及”的模糊地带，结果往往是由学校内部消化，不了了之，甚至出现“受害者转学、施害者留校”的现象。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则对校园欺凌行为提出规制，明确规定实施学生欺凌，有殴打、侮辱、恐吓等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新规明确将学生欺凌定性为违法行为，赋予公安机关处理权限，填补原有执法盲区。苏明月说，以后只要有未成年学生的行为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定义的学生欺凌，公安人员就有义务给予其治安管理处罚，并采取相应矫治教育，使学生欺凌不再仅靠教育部门软性“劝导式”治理，而是走向法治序列。此外，新规明确，学校不按规定报告或者处置严重学生欺凌的，责令改正并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
不过，在多位学者看来，使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少年越轨行为的效果终究有限。从中长期看，应建立一套更适合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预防和惩戒措施，即少年司法制度。这也是多数国家规制低龄违法犯罪行为的路径。苏明月表示，少年司法制度能突破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之内与刑事司法之外这种二元模式，建立与刑事司法制度、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并行的三元模式，将一般违法未成年人、触罪但未达刑责年龄的未成年人、已达到刑责年龄的犯罪未成年人都纳入少年司法制度内，由专业的少年法院法官综合评估个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成长环境、监护能力等要素，作出适度合理的“保护处分”。
究其原因，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不仅关乎自我控制能力，还有家庭监护、同辈影响、社会环境等因素共同起作用。运用少年司法体系对其评估时，应调查分析酿成恶果的成因，努力改善其生长环境，将重点放在再犯风险的防范。苏明月强调，行政拘留可以作为最后防线中的一环，但绝不能成为“常规反应”。让未成年人走回正道，才是每一项法律规范的最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