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银行流水单，揭露了法律维权路上的阴暗角落。2025年元旦清晨，广东佛山一家医院里，韦先生抱着六个月大的儿子焦急等待。孩子咳嗽、咳痰、流鼻涕，却迟迟等不到医生。两小时后，孩子状况急剧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尸检报告显示：呼吸道异物吸入致急性呼吸功能衰竭。
五年后，医院赔偿的88.8万元终于到账。但韦先生只拿到33.3万元，而代理律师邓某拿走了55.5万元。银行流水显示：赔偿款一到账，就被分三次转走，其中最大一笔54万元直接进入了邓某账户。“孩子没了，医院赔了88.8万元，我的律师拿走了55万元。”小学文化的韦先生无奈道，他事后才意识到代理律师好像骗了他。
2022年6月17日，韦先生向医院投诉孩子死亡一事。第二天，他就接到了一个自称是邓律师的电话，对方对他的事很清楚，甚至知道他孩子在哪里出事。见面后，邓律师提出“先不收律师费，等结果出来再谈钱”。韦先生签下了一份《咨询合同》，乙方竟是“新诸葛（广州）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约定超过23万元的赔偿部分全部作为咨询费，日期栏空着，没填具体时间。
两年维权路，邓律师全权处理。直到2024年5月23日，邓某拿出一份空白《承诺书》让韦先生签字。八天后，邓某约韦先生去银行，称“赔偿下来了，一共79万”。转账54万给邓某后，韦先生账户只剩25万。但细心的他立即打印了流水单——真相触目惊心：5月23日：医院转入88.8万元；5月27日：转出4.9万元给邓某；5月29日：再转4.9万元给邓某；5月31日：转账54万元给邓某。“实际的赔偿是88.8万元，他骗我说只有79万！”韦先生当场质问。邓某却称：“按照医疗鉴定，医院最多赔30多万，多余的钱是我凭本事拿的。”
当天下午，在律师事务所里，邓某退回8.3万元，让韦先生签了一份新《委托合同》——日期倒签至2023年12月15日。至此，88.8万元赔偿金中，55.5万元落入律师口袋。
面对质疑，执业18年的邓某强硬回应：“韦先生以前起诉诊所只拿到5万赔偿。我们通过努力把医院从次要责任变成主要责任，他反悔是不知感恩！”“案件起初没收费但不是风险代理。”邓某辩解道，“案件处理差不多才签协议确定55.5万元律师费。从法律上讲没有问题。”他甚至指责韦先生“见钱眼开”，“想搞臭我的名声”。
法律界人士一眼看出问题所在。根据司法部规定，风险代理收费最高不得超过标的额的18%。按88.8万元计算，律师费不应超过16万元。“收费比例高达62.5%，远超法定上限3.5倍！”一位知名律师指出，“即使不论是否风险代理，如此高额收费也严重违背行业规范。”
更严重的是程序违规：用科技咨询公司签约，涉嫌规避律师执业监管；调解全程不让委托人参与；控制赔偿款银行卡，让委托人签空白文件。“这不是代理，是‘维权刺客’的收割游戏。”法律专家痛心道。
2024年8月27日，广州市律师协会对邓某立案调查。近一年过去仍无结果，直到舆论发酵后，2025年7月17日律协才发通报称“案件处于听证阶段”。调查期间邓某已从广东泰逢律师事务所跳槽到广州元恩律师事务所。原律所表示“不了解情况”，新律所则称“建议直接联系邓某本人”。
这场悲剧暴露了多重制度漏洞：“公民代理”监管盲区，律师通过咨询公司签约规避监管；赔偿款缺乏第三方监管，任由律师控制委托人账户；投诉处理效率低下，近一年调查无结论。网友评论一针见血：“这不是打官司，是合法抢劫！”“律师成了新的‘医闹’，专啃弱势群体的骨头。”
专家呼吁建立赔偿款第三方监管账户、强制律师费公示、严打“公民代理”乱象。更重要的是，要让监管问责机制真正运转起来，让“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成为悬在监管者头顶的利剑。韦先生的遭遇警示我们：当维权变成一场豪赌，法律便成了弱者的奢侈品。88万元赔偿金中消失的55万元，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伤痕，更是制度防线上亟待修补的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