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一笔108.5万美元的转账从汇丰银行账户中悄然转出，成为宗氏家族百亿遗产争夺战的导火索。不久后，香港高等法院的一份起诉书掀开了这个中国饮料帝国最隐秘的家族伤疤。宗继昌、宗婕莉和宗继盛三名持美国护照的“宗氏子女”起诉宗馥莉与一家名为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的公司，要求获得宗庆后生前承诺的每人7亿美元信托权益，总额21亿美元。
原告方在诉状中声称，2003年宗庆后指示下属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21亿美元离岸信托，受益人为三名非婚生子女，约定每人名下各有一笔7亿美元的资产。近日，三人又向杭州法院申请调取宗庆后的血液样本进行DNA比对，并要求分割娃哈哈集团29.4%股权（价值超200亿元）。相比于去年12月底对于三人身份的保留，原告方律师这次直接确认，三人是“宗馥莉同父异母的弟妹”。
这场横跨香港与杭州的诉讼将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馥莉推上风口浪尖，也将富豪家族的财富传承问题暴露在大众面前。这笔传言设立在香港的21亿美金信托有很多漏洞。首先，信托计划只有口头承诺，没有书面文件。宗馥莉团队援引《信托法》第8条质疑原告未能提供宗庆后签署的信托契约。即使没有信托书面文件，仍可依据“口头承诺+资金行为”从而认定“事实信托”成立，但没有书面文件使得信托的认定变得复杂。
更重要的是，如果所谓的“信托计划”成立，它的资产隔离是彻底失败的。信托资金来源于娃哈哈集团分红，且操作账户需通过公司财务系统。宗馥莉以“支付越南工厂设备款”为由成功转走了108.5万美元时，暴露了信托资产与公司资产的混同。如果既不是受托人、保护人也不是受益人的宗馥莉能直接以公司名义动用108.5万美元，很大概率这并非家族信托，而属于公司资产，或者信托资产未能独立于企业体系，使得公司控制人可随时介入操作。
宗馥莉的法律团队也提交了2023年海外业务预算报告，力证该账户资金为“东南亚市场拓展储备金”。有知情人士透露，宗庆后并未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该信托计划。至于网络传言的承诺的21亿美元只到账了18亿美元，导致该信托并未封闭，所以三人无法享有信托权益，并非“信托被击穿”的关键原因。如果香港法院认定该信托事实存在，到账的18亿美元就属于信托资产，并不受资产未全部到账的影响。
遗嘱战场同样硝烟弥漫。宗馥莉出示的2025年遗嘱写明“所有境外资产由独女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主张权利”，但见证人清一色为娃哈哈高管，无家族成员签字。原告律师直指程序瑕疵，并提交2018年公证的《非婚生子女权益确认书》，宗庆后亲笔写明“三子女与馥莉享有同等继承权”。若亲子关系成立，《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的“非婚生子女平等继承权”将成为悬在宗馥莉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虽然我国现行《继承法》对遗嘱处分无所限制，但如果法院认定其违反“必留份”原则，仍可能部分无效。
对于娃哈哈的股权问题，宗馥莉的律师团队称，宗庆后生前已通过家族信托、离岸公司等工具完成资产隔离，其直接持有的娃哈哈股权均登记在施幼珍名下，三名非婚生子女无权主张。当然，以上只是根据现有新闻披露的信息以及两地法律进行的讨论，至于事实还需要经过法院的审判。此外，若法院认定资金来源于娃哈哈集团分红或公司账户，则可能因资产混同及国资流失风险导致信托无效。
多重法律体系的冲突，传言设立于香港的信托，境外财产和境内股权的分割，美国籍且为非婚生子女的受益人，遗嘱只有娃哈哈高管见证，且还存在国有资本、宗氏家族、员工持股的三方制衡，使这场遗产纷争变得扑朔迷离。这让一场原本可能协商解决的家族纠纷，升级为耗费巨大的国际诉讼。
这种复杂的家族遗产继承案例在整个中国商业史上都非常少见，但企业家的家族信托被击穿的案例却屡见不鲜。引发大量关注的另一典型要数俏江南张兰的离岸家族信托被击穿的案例。2022年11月，新加坡高等法院做出判决，认定张兰是其离岸信托The Success Elegant Trust所在银行账户资产的实际所有人，同意了原告也就是CVC提出的任命接管人的申请。张兰于2014年6月3日成立的该信托因其控制权过高而被击穿。
尽管张兰声称该信托资产与她无关，但她多次以唯一授权人的名义从该家族信托账户直接转账，用于在纽约购买个人公寓等，并且在香港法院发出冻结令之后和新加坡法院发出冻结令之前，以最高紧急的要求指示将账户中的资金转出。这说明张兰对该信托资产具有实际控制权，这与信托的独立性是相违背的，属于披着信托皮的假信托。
合法设立的信托需满足三大要件：资产来源合法、所有权完成转移、受托人管理独立。对应的，家族信托被击穿常见的漏洞主要有三种：资产来源非法；恶意避债，在产生大量负债，资产被冻结前，将资产匆忙转移进信托中；在运营中委托人控制权过大，对信托资产具有直接操作的权利。其实核心在于，在发生纠纷时，法院是否认定信托资产是独立于委托人的合法资产。
当信托计划成立的那一刻，转入信托里的资产，其所有权就属于被委托人了，通常是信托公司。通俗点说，这个钱已经不是你的了，你无权再对信托中的资金进行操作。张兰能直接从该账户转出资金，宗馥莉还能通过公司从这笔“信托”中转出108.5万美元，都说明信托并没有成立，或者独立性方面存在巨大的问题足以击穿该信托。
还有另一种风险，在国内也特别常见，名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实际却是资管产品，并非信托。资管产品与银行的理财产品并没有本质差异，以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没有任何风险隔离功能。这种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出现，有两方面原因。一种是由于2013年以前，私募并未取得合法身份，要发行合法合规的理财产品，需要借助信托的通道，所以出现了很多“信托X号”的产品。另一种是本身经营资产管理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对两个以上客户发行的“集合资产信托计划”。
这样的案例不久前也出现过。2024年底，南通法院作出一个执行裁定，扣划了某富豪崔某名下的“委托第三方保理的家族信托基金”4143万元（崔某犯行贿、合同诈骗罪获刑14年，需退赔约9452万元），这笔信托基金被法院定性为“存款”。该家族信托大概率属于上述“以私募基金为底层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并不是真正的信托，本身不具备风险隔离功能。
除了这些失败的案例，通过家族信托传承财富的成功案例也非常多。家族信托发源于英国，在欧美国家已经盛行几百年，相比于刚刚萌芽的国内，欧美国家对家族信托的运用更加熟稔，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一代老洛克菲勒在19世纪通过石油积累了巨额财富，至今已经传承了150多年，富过了6代人，没有争家产、豪门内斗的狗血戏码，而是一直延续着家族神话。
洛克菲勒曾说过一句话，成功的关键是“名下不拥有财产，却控制一切”。家族信托就是这样一种设计，核心在于控制权与受益权的分离，不拥有控制权却享有受益权，以及将这种传承机制制度化。洛克菲勒公司创建于1870年，十二年后老洛克菲勒先生就成立了家族办公室。洛克菲勒的家族办公室不仅管理资产，更制定“家族宪法”，规范成员行为准则、接班人培养机制。
洛克菲勒家族信托也是在家族办公室的建议下设立的。信托资产主要是老洛克菲勒留下的超过1亿美元的石油股票，委托人是小洛克菲勒，受益人是他的妻子、子女和孙辈，一份信托对应一个受益人。如果受益人去世，本金会自动传给受益人的子女。该家族信托规定，受益人在30岁之前只能拿到分红和收益，不能动用本金。30岁之后可以动用本金，但要征求信托委员会同意。小洛克菲勒的妻子和女儿，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动用信托的本金，只能拿到收益。这样也就防范了婚变风险，防止家族资产落到“外人”手里。
随着美国遗产税和馈赠税制度的相继完善，家族信托还为洛克菲勒家族避免了高额的遗产税。西方家族信托的另一个经典案例是默多克，但这个故事就没有洛克菲勒家族这么美好了。2013年与邓文迪离婚时，默多克紧急修改信托条款，将子女的“投票权委托”给默多克本人，防止前妻通过子女影响新闻集团控制权。默多克通过家族信托设计，使得自己虽然经历了四次婚姻，财富却没有大幅缩水，但仍然不可避免因为继承问题与子女们对簿公堂。
2025年，默多克又因长子与次子在公司战略上的分歧，再次调整受益权分配规则。2024年，默多克又不得不因为同样的问题与三个子女对簿公堂。默多克希望修改家族信托，将自己媒体帝国的控制权交给长子继承，而不是四个子女平分。这一修改请求被驳回。
家族信托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设计，其中也存在着大量人性、亲情与法律的博弈。富豪们的家族信托本质上就是这种博弈的精妙平衡。当洛克菲勒家族已经通过家族信托富过六代，宗氏家族正因为家族信托在法庭上兵戎相见。依赖私下的口头承诺而非法律文件和制度化的设计，最终导致身后的后代纷争。这已不单单是财产争夺问题，真假信托的迷雾已经从家族财富传承蔓延至企业经营领域。娃哈哈集团声明“家族事务与公司无关”，但市场已用脚投票，部分区域传出代理商不敢拿货、销售额下降的消息。
宗馥莉力推的“宏胜化改革”被视为“清洗杜建英势力”的举措。当血缘纠纷与企业治理纠缠，这场战役早已超越家事范畴，演变为企业控制权争夺战。香港法庭将案件延至9月18日审理，实验室里的亲子鉴定DNA检测仍在继续。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向媒体证实，已成立专项工作组介入调解娃哈哈家族内部权益纠纷。无论结果如何，宗庆后遗产争夺战已在中国商业史上刻下警示碑。中国的企业家已经从欧美企业家身上学到了大量经营企业、创造财富的知识，并且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是时候学习如何传承企业与财富了。血缘可以秘密延续，但财富传承永远需要阳光下的制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