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陈佩斯，是在话剧《万水千山》的舞台上。他演的匪兵甲原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仅有一场戏，却足以使人印象深刻。那会儿他饰演一名被红军俘虏的逃兵，军帽歪在脑袋一侧，脸颊上贴着块像补丁似的胶布，一条裤腿随意挽到膝盖，灰扑扑的衣裳皱成一团，偏是这样潦草的扮相，盘活了整个角色。他站在台上时，哪怕没一句台词，光那缩着脖子、眼神游移的模样，就把逃兵的慌张与狡黠演得入木三分。
当时我还在福州军区话剧团，散场后回去的路上，身边所有人都在念叨这个匪兵甲。"那小角色绝了！""眼神里全是戏啊！"听着这些赞叹，我心里暗暗笃定：佩斯这小子，是块演戏的好料。
说来也算奇妙，那时我们算"相知不相识"。他知道我，因我已出演《蓝天防线》《飞行交响乐》好几部影片；我记着他，全凭那舞台上惊鸿一瞥的匪兵甲。真正熟络起来，是在八一招待所的电话机旁。八十年代初电话还属稀罕物，招待所那两部漆皮剥落的电话，成了比食堂更热闹的"社交中心"--谁要打个长途，得提前排队候着。佩斯常来这儿打电话，有时等得久了，就靠在门框上跟我闲聊。一来二去我俩就熟悉了，到后来每次打完电话他都要去我那坐会儿，聊会儿。
那会儿没什么娱乐活动，创作是我们最上心的话题。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文化市场像刚解冻的河流，急着涌出新气象，到处都缺鲜活的表演。某天佩斯突然拍了下大腿："咱们平时演员训练里的小品片段，能不能改成独立风格的表演形式？"我一听就来了劲："这路子可行！"于是招待所那间十平米的房间，成了我们的秘密排练场。台词不顺了，就拆了重说，一个语气词都要磨上十几遍。后来红遍全国的《吃面》，就是在那些星光与灯光交织的夜晚里搭起来的。
1983年秋末，春晚导演黄一鹤突然找到我们，问能不能为84年春晚准备个节目。我俩当时只当是个普通邀约，一口应下，没成想这成了一场"漫长的修行"。《吃面》的剧本改了一整个冬天，在国家体委边上的宾馆里，我们常常对着摊开的稿纸"大眼瞪小眼"，面对面枯坐也是常事。有时卡壳卡得厉害，我俩也想逃避，坐着六路汽车躲回八一厂，然后他们又打电话催我们回去接着改。现在回想起来，排练的过程永远都是痛苦的。
临演出前，我们在体委宾馆厨房试演了一次。佩斯端着空碗"吸溜"出声时，大伙儿笑得直不起腰，甚至还有笑趴到地上去的。可这"太好笑"竟成了新难题--没人知道这样的节目能不能上春晚。直到大年三十那天，我们还在体育宾馆的房间里枯坐。窗外的鞭炮声从午后就没停过，我俩揣着没底的心等继续通知。直到傍晚五六点才有工作人员来接我们去后台，却只字不提"上不上"。后台人来人往，歌舞演员的亮片裙擦着我们的军大衣过，相声演员在角落里背词，而我们的手心全是汗。一直等到开演前一刻，才临时通知我们上场。
"下一个节目，《吃面》！"直到报幕声从舞台那头传来，我俩才像突然被按了启动键似的走上台。聚光灯打在身上时，我俩都很兴奋，卯足了劲儿演。后来《吃面》火了，我还记得在八一厂的公共厕所里，听见两个约莫七八岁的小孩抢着说台词："你再来吃一碗！""我吃饱了！""再吃一碗"……
那段日子，我和佩斯成了最默契的拍档，也是最亲密的战友。至于那些排练时的糗事、演出后的趣闻，且留着下次，慢慢说给你们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