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后，制宪者们在宪法中废除了种姓歧视。《印度宪法》主笔安贝德卡尔博士试图通过宪法推动社会革命，在宪法中规定了平等权，并废除“贱民制”，还设定了多项积极性平权措施，包括为低种姓群体提供教育、公职就业等方面的特留配额。
从制宪本意上，种姓预留制度只是一个过渡性条款，原本计划执行一段时间以纠正历史性的文化歧视。然而，过去75年里，这一制度不断被扩展适用范围，没有短期消失的迹象。1951年，印度政府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确立了共计17.5%的特留权，其中表列种姓拥有12.5%，表列部落拥有5%。到了1970年，根据人口比例调整，特留权总比例增加到22.5%。
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经济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公职就业变得紧俏，身份政治变得活跃，种姓特留权成为提升选举票仓的重要手段。在22.5%的基础上，印度政府又给了“其他落后阶层”27%的种姓特留权，使总比例达到49.5%。在某些邦，种姓特留权甚至突破了50%。
为了遏制这种趋势，印度最高法院已在多个判决中限制种姓特留权的扩展，包括设定“50%的上限”以及“奶油加层排除规则”。后者是指，那些经济上发达或教育上先进的群体，即使属于落后种姓，也应该被排除在外，以便真正让落后阶层从中受益。
尽管如此，种姓歧视仍然根植于印度的文化之中，需要公民意识和社会发展的配合才能真正消除。例如，记者曾在印度目睹贾特人为争取种姓特留权而爆发的抗争：政府宣布宵禁，大学停课，地面交通中断，食物供应紧张。这段经历表明种姓问题在印度无处不在。日常生活中，记者接触过自豪标榜自己身份的高种姓群体成员，也遇到过故意改掉高种姓姓氏的平权社会活动家。
普通印度人的生活也受到种姓歧视及其纠正措施的影响。以一位网约车司机为例，他是贾特人，连续几年报考公务员，成绩超过录取线很多，但因为不属于享受特留权的低种姓，一直未能考上。他在上大学时喜欢上一个低种姓女孩，但因女方父母反对而分手。这位司机既不喜欢种姓歧视，也不喜欢种姓特留权。他和妻子在教育孩子时，刻意淡化孩子对种姓和宗教的刻板认识，为阻断种姓文化作出自己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