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惊人的速度破坏了不久前还极具韧性的美国经济。刚被签署入法的《大而美法案》也于事无补，反而加剧了美国经济的诸多风险。
《大而美法案》意味着难以估量的债务豪赌。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未来十年，美国将减税4.5万亿美元，削减支出1.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新增赤字3.3万亿美元。目前，美国已经背负了36.2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在正常情况下，这一切还算可控。但债务之所以长远来看难以预测，是因为未来利率走向的不确定性。美债收益率已达到4.3%，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还具有推高通胀的效果，造成了不小的利率风险。同样危险的是特朗普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持续攻击和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引发的猜测。人们担心美国政府强迫美债持有者将高息债券换成100年期零息债券。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人们对美国金融体系失去信心，甚至引发国际债券投资者的抵制。此外，特朗普的政策可能让经济丧失长期增长动力。极具攻击性的贸易政策、对民主准则的系统性漠视、对科学的敌意——所有这些都破坏了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奇迹的基础，损害美国的增长机会。在美国，政治不稳定性、日益增长的经济风险和鲁莽的债务政策构成的危险混合体正在生长。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惩罚性关税都是特朗普达成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手段——要么是为了恐吓甚至讹诈对手和盟友，要么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然而，这种算计迄今为止并未奏效：只要美国人的消费超过生产，贸易逆差就会持续存在。学界普遍认为，这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最终会成为飞向美国的回旋镖：由于通胀率上升，至少部分关税最终将落在美国人头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计，计划中的惩罚性关税最多可能导致普通美国家庭每年额外支出2600美元。对于构成美国经济成功基础并且依赖全球市场的科技巨头而言，特朗普的关税战意味着一级商业风险。从长远来看，美国政策的可预测性和可靠程度将逐渐下滑，对美国的信心也将迅速崩溃。
正当特朗普几乎是在破坏外界对美国政治的信任之时，他却比以往都更依赖这种信任。毕竟，正是国际投资者在支撑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202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1.18万亿美元的新纪录。“特朗普主义”的矛盾之处再次显现：经常项目逆差说明，比起对外投资，美国更能吸引外国资本。如果特朗普要实现经常项目平衡，就必须降低美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但他的目标恰恰相反——特朗普正通过减税和减少官僚主义来吸引外国资本，这就会反过来扩大经常项目逆差。
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元贬值超过11%。这可以解释为特朗普预期的效果，因为美元走弱能缓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但另一方面，这也完全可以解释为国际投资者对美元的不信任信号。毕竟，理论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本应该使美元升值，而乌克兰和中东的地缘政治危机本应强化美元的避风港地位。但这些机制已经不再理所当然。取而代之的是怀疑。这位所谓的自由世界领袖以关税战、对民主体制的破坏和鲁莽的债务政策，亲手引发了一场信任危机。全球金融界投出的“不信任票”表现为美元突然走软，同时资本市场长期利率上升。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有人认为他或许能释放市场活力，解放经济。而在他就职几周后，巨大的幻灭感随之而来，然后又被恐惧取代——人们担心，美国的制度能否在特朗普手中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