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两起地方政府公文抄袭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山西忻州市五台县7月9日的一篇县长调研稿与7月5日五台山景区党工委副书记的调研稿内容高度雷同，全文约390字中有超过320字重复。广西平乐县发布的《平乐县森林防火规划（2023—2030年）》中，关于平乐县的水文数据与湖南安化县的介绍文本几乎一模一样，甚至未修改安化县的乡镇名，导致出现“平乐指导安化”的闹剧。
事件曝光后，两地政府承认存在抄袭问题。平乐县政府办公室表示个别段落存在抄袭，五台县政府办公室则称已由县纪委介入，启动问责程序。截至8月5日，五台县政府办公室尚未收到纪检部门调查结论，而平乐县政府办公室表示仍在调查中。
多名公务员透露，文件互抄在基层较为普遍，不仅本地区不同层级之间，跨省市抄袭也屡见不鲜。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强舸认为，调研稿、防火规划等具有政策导向和执行效力的实务文件，理应基于扎实调研与严谨分析。如果八年期的规划报告只是通过套模板、拼素材完成，就有必要质疑整个项目的工作开展情况和工作质量。
近年来，公文抄袭现象频繁发生。浙江省纪委曾通报一起典型案例：2018年上半年，杭州市江干区安监局办公室在制定财务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时，机械抄袭了丽水市的相关规定。环保部也曾通报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管理局重污染天气专项应急预案无落实清单，存在照搬照抄问题。此外，陕西省纪委监委还通报了榆林市神木市卫生监督所在起草印发的公文中，照搬照抄多家单位文件，导致所拟公文中多次出现涉及纪检监察机关、财政部门、体育部门等部门职能事权的内容。
更荒诞的是抄袭导致的“身份错乱”。例如，龙游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两名副总经理在学习心得体会中自称是“乡镇党委书记”和“教师”。另一类抄袭行为表现为下级“套”发上级文件，有些地方连寥寥数字的标语都抄错了。陕西神木县街头一则户外标语写着“爱国爱家，爱我长沙”，而这句话实际是《长沙市民文明公约》的内容。
事实上，《党政机关公文工作处理条例》明确规定，公文拟制包括起草、审核、签发等程序，要求实事求是。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5月发布的通知也要求严格制发程序和审核把关。然而，一些单位默认采用“裁缝式”写作逻辑。某业务科室科员林楠透露，日常材料大致分为对外通报和内部流转两类，前者通常会借鉴网上资料，后者则更多参考往年“范文”。
东南某地一名县级公务员表示，有时领导调研仅拍几张照片，讲几句话便离开，却要求提交数千字报告。为了提升效率，他们使用AI工具生成初稿，再人工润色。多位公务员表示，在时间紧、任务急的压力下，彼此“借用”内容和“裁缝式”写作成为心照不宣的输出模式。
对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指出，公文抄袭行为削弱了公众对政府文件权威性与真实性的基本信任，暴露了政府部门应付当前工作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中央党校教授竹立家建议，将不涉及保密的政府文件向社会公开，让那些照搬照抄、“注水文件”无处遁形。
强舸认为，多数机关单位的实际分工中，业务类材料本应由业务科室负责起草，综合性材料则由办公室整合，调研与写作并非完全脱节。若材料内容脱离实际甚至造假，说明内部机制失灵。部分受访者表示，公文抄袭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撰稿人，审核把关同样存在明显漏洞。许多基层单位审核责任集中于办公室分管副主任手中，这一岗位人员多数缺乏识别抄袭和查重的能力。在实际操作中，签批流程流于形式。
强舸认为，需要厘清责任链条，对撰稿人和审核把关者严肃追责。一份抄袭文件能顺利流出，说明写作者敷衍，审核人失职。若最终仅被轻描淡写地批评，甚至未被发现就蒙混过关，只会使类似问题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