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国人要重新认识日本。
战后八十年，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记忆结构与制度语言再次引发争议。
首相石破茂表态有意发布新的“谈话”，桥下彻则主张应正视“国内责任”而非仅以对外道歉为限。
这一表态打破了“安倍谈话”所确立的封闭性终点，重启了战后历史与现代日本政治责任之间的连接点。
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秉持“两分法”原则处理对日关系，即将战争发动者与普通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这种区分曾在冷战格局下提供一定的伦理缓冲与外交灵活性。
然而，随着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媒体、教育、安全政策等机制持续构建“制度化对华敌意”，这一传统框架正在失效。今日之日本，敌意已不再是政策主张，而是一种制度语言和社会情绪的自我循环。
为此，亟须提出一种“新两分法”来识别当前日本社会结构内部的角色差异。
一方面，是构建敌意的“结构性发动者”，包括自民党右翼、保守媒体、右翼智库与部分高校舆论中枢；
另一方面，是在社会结构中被动接受这些叙事、情绪反射性增强的“社会性接受者”。
前者以“中国威胁”“台湾有事”“价值观同盟”等话术，将技术性战略议题包装成情绪性话语，使“对华敌意”在社会层面常识化；
后者则多为对政治失望、对制度疏离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平成世代。
平成世代的政治冷感，正是日本社会深层断层的体现。
这一代人未曾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却长期承受就业不稳定、薪资停滞、房价高企与社会阶层固化等结构性压力。
政治未能提供希望，反而让无力感与排斥感成为默认情绪。他们弃权、冷漠，或转而支持如参政党般主打排外与核武器言论的极端政党。这种政治化并非源于政策理性，而是对现实失望的防御性反应。
中国网络流行语“平成废柴”，虽带有戏谑意味，却准确描绘出部分平成世代对政治系统的无感状态。
他们既非右翼战略叙事的创造者，也非和平共生理念的坚定抵抗者，而是被制度性失能与信息操控长期困住的社会中层。他们的排外行为，更多是对未来失控感的投射，而非意识形态选择。
这条情绪化政治路径正在撕裂日本国内的公共理性，也加剧了东亚局势的不确定性。当右翼话语与匿名网络舆论合流，公共空间极易陷入排他与极端言论的正当化陷阱。
与此同时，中间温和派被边缘化，“务实治国”的声音在选举与传播结构中难以成势。制度结构右移与社会裂解并行，构成一种“社会未右倾，制度已右倾”的危险态势。
对中国而言，最关键的转变是不能再寄希望于“误解中国”的善意解释，也不能将整个日本社会视作敌对整体。
真正的战略路径应围绕“新两分法”展开，一方面，在国际舞台揭示日本结构性敌意的制造者与其修正主义企图，推进亚洲话语系统中包容性、去标签化的历史叙述；
另一方面，主动对“社会性接受者”展开认知重建，通过青年交流、城市协作、非中心传播平台，构建多层次、去中心的替代性认知网络。
此外，必须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社会结构中的破坏性遗产。
地方空洞化、非正社员化、公共福利紧缩等改革遗产，为右翼情绪动员提供了情感土壤，也让“中国威胁”被转化为一种制度焦虑的外部投射工具。
当经济增长不再能提供政治正当性，情绪动员便成为维系秩序的替代方案。
“新两分法”因此不是一个道德判断工具，而是一种穿透制度幻觉、识别敌意生成路径的结构思维。
它
既不标签整个日本社会，也不回避真实存在的制度性对抗逻辑。在泛民族主义、情绪政治、全球认同危机交织的背景下，这一框架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判断基准：谁是制造敌意的人？谁是制度情绪的受害者？谁应被揭露？谁可以被争取？
真正值得追求的，并不是一个“亲中”的日本，而是一个有能力摆脱自身安全幻觉、能参与东亚多边制度共建、也愿意重新理解亚洲共同体语境的现代文明国家。
这需要的不仅是外交谈判，更是一套跨结构、跨社会、跨情绪的治理设计。而“新两分法”正是这场设计的出发点。
它是一种文明理性，也是一种战略自信，它提醒我们：对日本的认知，不应止步于历史，更应穿透情绪，进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