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新规下我们的工资会变少吗！2025年4月初，长沙一家公司的出纳李珊再次向老板提起社保问题。她在实习时，老板曾承诺转正后会为她购买社保，但转正近一年后，社保依然没有着落。在办公室的短暂对话中，老板告诉她，如果交社保，她每月3300元的工资要扣接近500元，公司还要额外承担1000多元的成本。李珊表示可以接受，但几天后会计告诉她，老板还是不愿意交社保。
对李珊来说，社保意味着一种保障，生病了医保能报销，老了有养老金，还有失业金。虽然她也不确定未来会怎样，但有社保会更安心。然而对于只有二十几名员工的小公司而言，社保是一笔额外的长期支出。经过多次沟通，公司最终以涨薪200元代替社保告一段落。
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规定，明确针对用人单位规避社保缴纳、劳动者主动放弃社保等问题，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劳动者有权据此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这项将于9月1日施行的司法解释，让“社保”这个常被忽略的用工环节再次成为焦点。
李珊今年22岁，去年1月进入公司实习，签了试用期合同，每月工资1500元。面试时，老板承诺转正后缴纳社保。半年后转正那天，她的工资涨了1000元，但企业再没提过社保一事，连劳动合同也没签。今年4月，家里人提醒她尽快交社保，她才决定找公司谈谈。但老板表示现在退休年龄延长，交几十年社保，将来能不能拿回钱还不一定。李珊查了社保举报电话想投诉，却发现号码是空号。她在小红书上搜索劳动仲裁的经验，看到不少人反映了相同的问题。
李珊告诉盐财经，她每天工作9个小时，正常双休，公司包吃包住。今年1月，她的工资刚涨到3300元，算下来和业内平均薪资差不多，但一直没有社保。按照她的说法，公司有20多人，只有七八个人有社保，“都是老板亲戚或者入职时就谈好的”。李珊说，在长沙找有社保的工作太难，好多公司根本不交。公司里有个比她年长的女同事，入职第一天就开始缴社保，但工资多年未涨。李珊猜测，也许是公司觉得交了社保，就不再额外加薪。
社保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1994年的《劳动法》就提出建立社会保险制度，2007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明确，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2010年施行的《社会保险法》确立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保险制度，并要求用人单位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不得随意缓缴或减免。人社部发布的2025年1—5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要统计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36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33亿人，两者合计约10.69亿人，比2024年减少401万人。
与此同时，2024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亿，占总人口的22%；65岁及以上人口2.2亿，占15.6%。这意味着，平均每4名就业人员要抚养1名老人，而在黑龙江等地，实际负担接近1.2人养1名退休老人。上海深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凡建认为，近两年来，竞业限制、福利待遇、社会保险纠纷等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趋势，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带来新挑战，亟需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此次司法解释，主要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细化和强化，比如明确连续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条件，设定判断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标准，并强化社保缴纳的刚性要求。
林建在深圳经营一家跨境电商公司，主要向北美出口家居和宠物用品。团队有十几名员工，每月的工资支出在15万到16万元之间。与很多中小企业一样，社保缴纳问题在他公司里并不均衡。十几名员工中，只有8人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剩下的仓库工人和个别主动要求不缴社保的员工，则被排除在五险之外。林建解释道，他们担心缴费会让到手工资减少。办公室的运营人员情况则不同。他们的底薪在7000至8000元，加上绩效和销售提成，总收入在1万至1.5万元之间，比仓库工人高得多。由于工资高，缴纳社保的压力也相对分散，“他们一般都会要求交社保，也没有异议”。
但公司也没有为运营人员全额缴纳社保。“我们是按基础工资、还稍低一点🕐️的比例去缴，大概2000元左右。”其中，员工个人承担500多元，公司承担1000多元。这笔支出看似不大，但如果全额缴纳，差距会立刻显现。按深圳规定，企业缴费社保比例约为工资的20%，再加上公积金10%，5000元的工资，公司要额外支出1000多元；1万元工资，支出则达到3000元左右。目前，林建的公司每月在社保上的总支出不到2万元。如果依照法律规定为所有员工全额缴纳，包括公积金，成本将增加一倍。
外贸行业的不确定性，让这笔额外开支显得格外敏感。林建说，生意好的时候，公司一个月能赚四五十万元，差的时候只有十万到二十万，甚至入不敷出。跨境电商的特殊性在于周期性强、囤货压力大，利润表上看似盈利，但现金流常常被库存占据。去年年底，林建的公司账面上有100万至200万元的存货，但变现速度难以保证，任何一个销售淡季都可能让货物变成“死库存”。
赵雪的父母在江苏无锡开了一家早餐铺。2025年初，50多岁的夫妻俩看着身边亲戚在无锡、常州开早餐店维持生计，也动了心。他们租下了无锡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店，老城区，6张餐桌，年租金七万到九万元。早餐铺的节奏很快，为了多做几样早点吸引客人，凌晨两点🕑️半，母亲就得从床上爬起来，揉面、发面、调馅、包小笼包、煎包；父亲也会在凌晨三点🕒️到店，煮粥、打豆浆、熬胡辣汤。最初，他们还能请一个阿姨帮忙，从清晨五点🕔️干到早上九点🕘️半，工资1800—2200元，管一顿饭。生意好时，月底会多给一两百块。不过今年生意下滑，请人成了亏本买卖，夫妻俩不舍得再雇人。
赵雪母亲的身体不好，常年累月高强度的劳作，让她腰椎突出。去年10月，母亲有一周几乎起不了床，早餐店只能歇业。医生建议康复训练，但她始终咬牙坚持。赵雪不放心，在店里装了监控，经常在手机上看到母亲工作时直不起腰，要停一会才继续忙。母亲从来都对女儿报喜不报忧，连那次起不来床的事，也是亲戚过年时才告诉赵雪的。父母经营的早餐店的营业额并不高，平日客流一百来人，日收入在1300—1400元。周末略高，偶尔能到1800元。去掉房租、水电、食材成本，不雇人的情况下，每月利润在一万三到一万五元之间，淡季却不足一万元。
赵雪算过账，如果要重新请阿姨，按现在的行情，月薪2500元，交社保又要多付至少1000元。那么，每天人工成本就是120元，而父母一天的净收入就会被压缩为一人200元左右。即便生意好转，也难以长久支撑。赵雪有两位表哥也在无锡开早餐店，雇了三名阿姨，全是兼职，没有合同，没有社保。如果以后强制缴纳社保，表哥打算只给其中两人签长期合同，其他岗位用亲戚或临时工顶上。可以说，在这些早餐店的雇工市场里，“社保”几乎是陌生的概念。招人时，他们往往只在门口贴一张纸，写明“招工，工资多少，做什么”。阿姨干满一个月，结清工资走人。
餐宝典研究院院长汪洪栋分析，早餐店、快餐铺这类街头餐饮，小到夫妻店，大到几十家连锁，利润都很低，普遍在10%以内。食材、房租、水电之外，人工支出是最难削减的部分，而社保意味着固定成本的直接增加。他认为，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受到的冲击有限，因为他们有品牌优势，也有更长远的布局，会主动去适应政策。比如增加“灵活用工”人员，店里只保留核心员工；或者依靠中央厨房和预制菜减少对熟练厨师的依赖。甚至有人投资研发炒菜机器人️，来降低人工成本、稳定品控。
相比之下，小微餐饮店的空间几乎没有余地。缴完社保，可能就没钱维持经营。因此，很多小店主会抱着侥幸心理，不主动缴纳，除非遇到检查或被员工举报。汪洪栋判断，如果强制缴纳社保全面推开，餐饮行业会面临新一轮洗牌。这种变动的直接承受者，往往是站在最末端的服务员、保洁员、收银员。
陈丽在四川眉山的一家民营酒店干了将近两年。这是一家由十几名员工构成的小企业，老板有其他生意，很少露面，酒店的日常由店长打理。陈丽的工作是客房服务，查房、检查卫生、确认客人是否遗留物品。工作朝九晚五，不常加班，相比体力活，这份工作算不上特别辛苦。四五年前，陈丽为了照顾家人，中断了工作。再出来时，已经是疫情之后，40岁的年龄让她在招聘市场上处处碰壁。偶然在同城网看到这家酒店招聘，她没多犹豫就来了。“能上班就好”，她说。
工资单上，她的基础工资是2800元，包含两块被拆分的底薪（1020元和680元）、全勤奖（100元）以及一笔1000元的“保险补贴”。刚入职时她没在意这些数字，直到过年值班领三倍工资时才发现，计算基数并不是2800元，而是用那份1020元的底薪来算。酒店的提成与个人无关，全看整月的营业情况。旺季时，大家能分到几百元，淡季就少得多。和大多数小企业一样，社保是自愿购买。签合同那天，老板秘书问她是否要买，她当场选择放弃，换成每月1000元的补贴。合同上明确写了“自动放弃购买社保”，她也签了字。
陈丽过去的工作从未缴过社保，这几年更是没关注过政策的变化。直到前不久，店长随口提到，下个月起可能要扣除社保费用，这意味着1000元补贴没了，工资还要再少几百元。她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可是1500块的缺口，“一个月少这么多，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笔钱”。她的家庭并不宽裕。父亲78岁，患鼻癌，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每月光中药费就要2800元，再加上喷鼻药和消炎药，大概需要3000多块钱。老人只有农村医保，住院才能报销，于是这两年大部分医药费都落在她头上。“夸张点说，强制缴社保对我来说就像天塌了一样。”她说。除了一个在读初中的孩子，她和丈夫还要照顾四位老人，全部是农民，退休金只有两三百元。
几年前，她还买过商业重疾险和意外险，后来因为经济压力全退了。她想，如果将来一定要缴社保，可能只保留一个意外险。在眉山这样的小城市，陈丽的处境并不罕见。一旦政策收紧，企业难以吸收成本，很大概率最先被压缩的就是员工的收入。
“不要社保，要现金”，在许多工地、餐馆、酒店等企业里，早已是员工心照不宣的选择。对一些人来说，相对未来的保障，眼前的几百上千元的现金，能马上完成房租、买药与还债。根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全国只有28.4%的企业完全按员工上年月均工资缴纳社保，28.2%按最低基数缴纳，22%则剔除奖金部分。受市场环境和成本压力影响，社保合规在全国范围内依旧是个严峻挑战。
网上有个别声音认为，“交不起社保的企业就应该倒闭”。但现实是，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2024年底，全国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户，提供了超过1.28亿个规模以上就业岗位，还是大多数高校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来源。而且，一个区域（地级市）内中小企业数量每增长1000家，能有效带动地区生产总值增加1.43%，税收增加0.17%，就业提高0.68%，职工工资提高0.78%。
新司法解释的落地，让个别企业开始寻找规避方式。有人打算直接注销公司，有人让员工注册个体户或签合作协议，以规避补缴社保的义务。但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辉提醒，公司注销并不等于免债，存在期间的债务仍要承担；而个体户或合作协议，只要用人单位存在管理和付薪行为，就仍会被认定为劳动关系。法律给劳动者提供了维权途径。《劳动合同法》规定，单位完全不缴社保，劳动者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并向社保机构追讨补缴和滞纳金。
但在现实中，这条路并不好走。仲裁、诉讼周期长，社保局处理速度各地差异明显，还可能影响下一份工作的背调。对很多人来说，这些程序太远，不如先保住眼下的收入。只缴纳部分社保的情况更复杂。比如，公司按5000元的基数为月薪1万元的员工缴纳社保，只需要补缴和缴滞纳金，并不会直接赔偿劳动者。因为这笔补缴的钱不是现金，不会立刻落到劳动者手上，而是要等到退休、患病或工伤时才能体现。正是这种“延迟兑现”，让不少人对维权的积极性不高。
在生存与保障之间，大多数人会先选择生存。但社保制度的意义，从来都是为未来兜底。孟凡建律师认为，如果能为小微企业、个体户、灵活就业者设立分档缴费、过渡期和补贴机制，既能减轻企业的压力，也能让更多人纳入保障体系。李珊准备辞职，找一份能给她缴纳社保的工作。她说，这不仅是为了几十年后的养老金，更是因为，她相信规则的存在和法律的约束能给人带来安全感。在她身边，还有一批年轻人也在等待着自己的社保到账。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保障和生存，不必总是对立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