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品铺子“一女两嫁”危机升级 股权冻结风波再起。良品铺子超过10亿元的股份遭冻结，其控制权转让风波演变为广州和武汉两地国资的激烈较量。8月13日，良品铺子公告显示，因股权转让纠纷，控股股东宁波汉意与广州轻工的股权诉讼涉案金额从9.96亿元升至10.23亿元。公司称该诉讼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当期损益没有影响，但可能导致控股股东与武汉国资的控制权转让事项产生不确定风险。
投资者在股吧、雪球、知乎等社区发帖质疑，良品铺子涉嫌信息披露违规。两家争夺良品铺子控股权的公司背后均为地方百亿国资。广州轻工集团是广州市属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实控人为广州国资委；旗下有江苏如皋上市公司泰慕士等多个重要资产。长江国贸是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实控人是武汉国资委，拥有860亿元年营收规模的供应链网络。
8月14日，良品铺子报收于13.13元/股，较开盘下跌2.31%，总市值52.65亿元。这场刷新消费行业最高金额的股权纠纷背后，是良品铺子待价而沽、“一女两嫁”和地方国资争夺优质新零售标的的故事。
按照广州轻工的说法，为缓解自身债务危机，良品铺子控股股东宁波汉意先与广州轻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以12.42元/股、总价9.96亿元的价格受让宁波汉意持有的良品铺子19.89%股份。然而，在签约日当天，宁波汉意实际控制人杨红春未现身，导致交易未能达成。多次催促无果后，广州轻工提起诉讼并申请冻结宁波汉意所持良品铺子价值9.96亿元的股份。三天后，良品铺子宣布转投武汉国资怀抱，与长江国贸达成交易。广州轻工变更诉讼请求，增加了2700万诉讼金额，合计价值超10亿元的股权被司法冻结。
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同效力成为法庭博弈的关键。业内人士分析，广州轻工主张《协议书》构成“预约合同”，宁波汉意负有强制缔约义务；而宁波汉意可能抗辩协议为“附生效条件”合同——需以尽职调查完成为前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建伟指出，若协议已明确股份数量、价格等核心条款，即使未签正式合同，法院也可能认定构成实质违约。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分析，宁波汉意与广州轻工签署的《协议书》属于预约合同，不具备强制履行效力。如果诉讼结果对广州轻工有利，可能会导致长江国贸无法顺利取得控制权，或需重新调整收购方案。
食品饮料专家肖竹青分析，良品铺子实控人的选择体现了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资源赋能方面的考虑。武汉作为九省通衢，拥有良好的食品产业和原材料供应体系，还有庞大的人才供给资源。两方对于良品铺子的争夺，体现出资本过剩，能赚钱的优质项目的稀缺性。目前的局面下，良品铺子实控人需要先处理好与广州国资的关系，争取和解。
近年来，良品铺子财务数据表现不佳。2023年，营业收入为80.46亿元，同比下降约15%；净利润只有1.8亿元，大跌46%。2024年更糟，收入减到71.6亿，净亏损达4610万元，首次出现年度亏损。今年一季度的表现也不乐观：收入17.32亿元，同比下降近29%；扣非净亏损超过4000万元，同比激增173%；每股收益为负。一个月前，良品铺子发布了中期业绩预告，预计2025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亏损7500万元至1.05亿元。
随着业绩不佳，机构投资者也开始撤退。陪伴良品铺子走过13年的风投机构徐新的今日资本，从去年起不断减持；高瓴资本也逐步抛售股份。同时，控股股东也在减持变现。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杨红春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公司业绩不断下滑；另一方面，其持有的股份进行了质押融资。按照时间计算，质押的股票价格远高于目前股价水平，这意味着只要股价继续下跌，股东可能就会被强制平仓，杨红春不得不追加保证金。
良品铺子遭遇高端零食市场的“平价革命”。公司为了止亏，采取了降价措施，同时调整产品结构，推出新类别。价格下降和结构调整拉低了毛利率，也让公司利润雪崩而下。在2023年底的内部《公开信》中，时任董事长杨银芬坦言公司面临生存危机。随后，杨银芬主导了良品铺子成立17年来首次大规模降价，300余款核心产品平均降价22%，最高降幅达45%。今年3月，杨银芬辞去良品铺子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创始人杨红春出任公司总经理。但从今年中报业绩预报来看，公司的业绩仍未见好转。
与此同时，以“零食很忙”、“赵一鸣”、万辰集团等品牌为代表的量贩零食品牌迅速在全国扩张。这些品牌在价格和门店规模上的优势，对传统走高端路线的三巨头——良品铺子、三只松鼠、来伊份形成了巨大压力。三只松鼠和来伊份也缩减了门店规模。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如果得不到武汉国资的资源注入和驰援，良品铺子的处境将变得更加艰难。希望参与的各方能够换位思考，秉承为了企业长远发展的态度，各自做出让步和妥协，选择合作共赢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