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各类纪念活动频繁举行。电影《南京照相馆》在全国热映，票房刷新了暑期档历史片首映纪录。这表明真实的历史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作为曾任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观影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历史视角有几点感悟。
电影《南京照相馆》的历史原型是南京的“华东照相馆”。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当时，这座照相馆里有一位学徒工罗瑾，时年15岁。1938年1月，一位日本军官带着两个樱花牌胶卷到照相馆要求冲洗成照片。洗出的照片中，有不少张是日军在南京砍杀中国人和强奸妇女的场景。罗瑾从中选取了16张，制作了一个小相册。相册封面右上角有个大大的“耻”字，下方是一个问号，右下角是一把匕首，刀尖泛红，左上角则是两颗叠压着的心形图案，下方还画了五滴血。
作为华东照相馆的一名普通学徒工，没有人让罗瑾冒着生命危险洗印和保护这些照片，但他义无反顾地去做了。他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勇敢地为历史保留了一份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证。1940年，罗瑾离开华东照相馆，进入位于南京毗卢寺的交通电讯集训队学习。他将相册藏在宿舍床板下，确保始终在视线范围内。1941年初，伪宪兵突然要来寺内进行大清查，罗瑾情急之下将相册藏在厕所砖墙洞穴里，并用泥浆糊上掩盖。然而几天后，他发现相册不翼而飞。担心被日军发现，罗瑾匆忙逃离南京，此后辗转多地躲避。上世纪80年代，罗瑾跟随儿子定居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在县城开了一家“上海照相馆”。
与罗瑾一同在毗卢寺参加培训的吴连凯无意间发现了草丛里有一本小册子。他捡起一看，竟然是一本记录日军屠杀、侮辱中国人的相册。虽然知道藏匿相册很危险，但吴连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是罪证，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他将相册藏在寺庙里一尊坐佛底座的裂缝中，每天夜里站岗或上厕所时都会偷偷确认相册是否还在。集训结束后，吴连凯将相册藏在他随身携带的小皮箱最底层，秘密深埋心底。
1946年10月，改名为吴旋的吴连凯看到全城贴满南京市政府号召检举揭发侵华日军罪行的布告，便将那本尘封已久的相册交给了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并提交了一份呈文。罗瑾、吴旋接力保护的相册被编号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开庭公审，这16张照片成为重要的历史证据。同年3月10日，军事法庭判处谷寿夫死刑，于4月26日上午执行枪决。
1993年4月，罗瑾回南京给祖先上坟期间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意外发现自己当年冒死保存的照片在展厅展出。1995年6月9日，罗瑾和吴旋在纪念馆内首次见面，双方激动不已，紧紧握手。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南京大屠杀档案》为世界记忆名录。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看完电影《南京照相馆》，我有很多感悟。以为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强化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正因如此，历史真相与艺术塑造之间应当相通，尤其是以真实历史为依据的艺术创作，应当还原历史的真相，校正历史的坐标，切不可胡编乱造，使观者误读历史，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