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科技学院背负数十亿债务，账户被冻结却照常招生万人，监管缺位让这场危机悄然蔓延。事件背后是民办高校财务透明度不足和准入退出机制模糊的制度软肋。当教育机构游走于法律边缘时，如何构建防火墙以保障师生权益，已成为迫在眉睫的治理课题。
最近，“大连科技学院全员停发工资，开学面临停摆”的消息瞬间引爆舆论。这所拥有1.2万名在校生、每年收取高达2.6万至2.8万元学费的民办高校，竟被曝出7月工资未能如期发放，原因是学校各类账户被法院冻结，历史被执行总金额高达35亿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依旧高调招生，喜迎2900多名新生，甚至宣传新装修的“星级酒店”式宿舍环境。一边是光鲜亮丽的“迎新季”，一边却是濒临崩溃的“财务雷区”，这种现象不仅让人直呼“看不懂，但大受震撼”，更揭示了当前民办教育监管体系的漏洞。
这起事件反映了民办高校财务“黑箱”操作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资产的使用和财务管理受审批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并应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审计并公布结果。然而，大连科技学院的现状表明，这些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形同虚设。高达35亿元的巨额债务，校方却能继续招生、收取学费、装修宿舍，这背后是财务透明度的严重缺失。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学校时，面对的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黑箱”，他们将对未来的憧憬和家庭的血汗钱投入其中，却无从得知学校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无法预判随时可能“爆雷”的风险。这种不透明直接剥夺了学生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让他们的青春梦想可能随时被无情“收割”，对教育机构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对于教职工而言，工资停发、福利削减，不仅是经济重压，更是职业尊严的丧失，最终导致优秀人才流失，教学质量下降。这类事件极大侵蚀了公众对民办教育的信任，动摇了教育作为社会基石的公信力。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民办教育准入和退出机制的模糊与监管滞后。大连科技学院的法定代表人高小涵同时也是其背后企业大连阳光世纪教育的法定代表人，这种“一肩挑”的模式为利益输送和风险传导提供了便利。高小涵个人有22条被限制高消费的记录，官司缠身，涉及多种金融纠纷。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条，举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具有法人资格，个人应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一个个人信用破产、官司缠身的人却能长期执掌一所万人高校，这不得不让人质疑，在民办高校的设立和日常运营中，对于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的资质审查是否过于宽松，缺乏有效的动态追踪和风险预警机制。《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对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和校长可被限制任职。然而，高小涵的案例表明，这种惩戒机制在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上显得苍白无力。当危机真正来临，教育厅电话无人接听，学校方面仅回应“政府不会让学校停止运行”，这种迟滞且模糊的回应加剧了公众的担忧，也凸显了民办高校退出机制的缺位。万一学校真的资不抵债，那些刚交了学费的新生，那些辛勤耕耘的老师，他们的权益又将由谁来保障？
大连科技学院的现实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要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必须给民办教育的“钱袋💰️子”装上“GPS定位”，确保每一笔学费都能被追踪，专款专用。具体措施包括强制设立“学费信托账户”，由第三方银行或政府监管，确保学费专款专用，只有在提供明确的教育服务后才能按进度拨付。同时，强化《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九条的执行，引入独立第三方“阳光审计”制度，定期对学校财务进行深度审计并强制公开审计报告。此外，建立一套“高校健康码”或“风险指数”系统，基于学校的负债率、师资稳定性、投诉数量等多个指标进行动态评估并向社会公开。当学校“健康码”变黄或变红时，监管部门应立即介入，启动风险干预机制。更重要的是，设立“学生权益保障基金”，由政府、学校、保险机构共同出资，在极端情况下为学生的学业衔接、学费退还提供兜底保障。同时，也应强化对举办者资质的动态审查和对学校重大财务事项的实时预警，让监管真正跑在风险前面。
教育不是儿戏，更不是资本逐利的工具。当教育机构游走于法律边缘，无数学子的未来和家庭的希望便岌岌可危。我们期待，这场大连科技学院的危机能成为推动民办教育监管体系改革的契机，真正构建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保障每一位师生的合法权益，让教育回归其公益性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