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国觉得自己的“污点”终于可以洗掉了。9月2日，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公安局做出撤销行政处罚决定。2023年12月，34岁的邓建国通过网络发布视频，质疑正在读小学的儿子的校服存在质量问题。同年12月13日，他被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以寻衅滋事为由行政拘留7天。约630天后，邓建国拿到了宁县公安局出具的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邓建国告诉媒体，不久前，宁县公安局一位领导还向他表达了歉意，称该局在此次事件的处理上“工作不到位”。邓建国接受了宁县公安局的道歉，并已在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我不知道，作为家长，我到底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现在，我只想忘掉过去，过好未来的生活。不想再为这个事折腾了。”
早在拘留结束后，邓建国就提起了行政诉讼。庆阳市中院认为，宁县公安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但是鉴于案涉拘留决定已执行完毕，无撤销的必要。法院确认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决定违法，宁县公安局赔偿邓建国3237.08元。邓建国不这么看，他认为上述拘留决定应该被撤销，不然这会成为他一生的“污点”。况且，拘留结束后，他先后遭遇失业和离婚的双重打击，还被诊断为抑郁症。今年8月20日，邓建国在庆阳市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病房入院治疗，诊断显示他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等症状。症状缓解后，他于9月1日出院。出院次日，宁县公安局做出了上述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加良表示，宁县警方做出上述撤销决定，表明自行纠错的态度，也合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
邓建国被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行政拘留，是以寻衅滋事为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赵宏指出，在该案中，邓建国发布视频针对的是校服企业，如果企业认为该视频对其商誉造成损害，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维权，而不应让公安机关介入。她强调，在信息化时代，网友发布视频或评论的转发量、点击率等成为部分公安机关认定寻衅滋事的评判标准。这样的标准很容易模糊言论自由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边界。
事实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寻衅滋事行为源于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与寻衅滋事罪一样，寻衅滋事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提到，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列举的寻衅滋事行为有以下三项：结伙斗殴的；追逐、拦截他人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除这三项外，还以“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作为兜底。什么是“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具体规定。有观点认为，裁量权过大，导致寻衅滋事在行政处罚上容易成为“口袋罚”。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将兜底项缩限为“其他无故侵扰他人、扰乱社会秩序的寻衅滋事行为”。赵宏认为，因该表述还是不够明确，所以限制作用恐怕还是比较有限。此外，寻衅滋事这一行政处罚被滥用的原因是，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面，救济措施不足。按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作出行政拘留决定后，当事人有权申请暂缓执行，然后通过复议、诉讼等途径维权。但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当事人并不知道有这项权利，邓建国当时就未被告知有这一权利。
近年来，我国治安案件大约为每年800万件，行政拘留的人数并无官方通报，但业内估算大约为400万人。在如此庞大的数量背景下，需对以寻衅滋事为由的行政拘留进行规范。毛立新强调，首先要在立法上，对表述模糊的兜底条款予以具体化描述，规定当事人如果没有妨害行政管理秩序，就不应被认定为寻衅滋事；其次，还应对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规范，完善和强化相关救济渠道。赵宏建议，今后应规定，公安机关有义务主动告知当事人有救济渠道，当事人也应有维权权利。拘留属于一种对人身自由限制的处罚，很多国家是由法院作出这一决定的。在我国，调查并作出行政拘留决定的权力在公安机关，因缺乏检法机关的介入和监督，更应重视规范其中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