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已经过去了四五年，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2022年中国人口正式见顶并开始负增长，当年减少了85万人，2023年减少人数增加到208万，2024年继续减少139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已连续三年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也出现了较大变动。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广东和浙江两省十年间人口增量超过千万。特别是广东，十年内增加了2169万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深圳和广州。这两个城市分别增加了713.6万和597.7万人，合计增加了1311.3万人。而东北三省在2010年至2025年间人口减少了1099万人，黑龙江减少最多，达646万人，其次是吉林减少338万人，辽宁减少115万人。
再看现在的数据与七普时期对比，可以发现一些新的趋势。广东成为过去四年中人口增量最多的省份，其次是浙江。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17个人口下降，2个持平，12个增长。相比七普时期，人口下降的地区增加了11个。山河四省取代了东北成为人口减少最多的地区，河南、山东、河北和山西在过去四年中人口集体减少，合计减少343.87万人。四大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的人口也均有所减少。
浙江常住人口规模超越湖南，位居全国第7，湖南降至第8。福建超辽宁，位居第14，辽宁降至第15。新疆超越上海，内蒙古超越吉林。
2024年相比于七普时期的变化显示，在过去四年中，第一年人口红利仍在，但从第二年开始人口见顶向下。自2022年全国人口见顶之后，人口变化局面非常快。2025年七普时期人口减少的地区仅6个，而到2024年时，相较于2023年，人口减少的地区增至20个。
山东省常住人口减少量超越黑龙江、河南，全国第一，一年减少了42.8万人。广东常住人口增量重返第一，超越了浙江。尽管这几年广东的常住人口被浙江超越，但其出生人口始终霸榜第一。2023年广东出生人口103万人，2024年比2023年还多10万。广东省统计局披露，2024全年出生人口113万人，出生率8.89‰；死亡人口66万人，死亡率5.20‰；自然增长人口47万人。从外省净流入（流入-流出）的人口规模则是27万人。
广东人口竞争力强悍背后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生育能力强，二是产业发达。广东不仅是中国常住人口第一大省，还是经济第一强省、工业第一强省、金融第一强省、出口第一强省、产业第一强省。
山河四省和东北三省人口集体减少。从大区域来看，山河四省减少规模第一，四省合计一年减少107万。其次是中部六省，一年合计减少94.03万人。东北三省过去一年合计减少了82.1万人。
山河四省和中部六省人口减少的原因主要是这些地区的产业、经济、就业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口，导致人口外流。此外，新生儿数量减少也是重要原因。以山东为例，2023年山东省的出生人口只有2016年的三分之一。去年是龙年叠加疫情结束后的结婚潮利好影响，出生人口又增长了。但新生儿人口不断下滑，死亡人口不断增加，最终在2022年山东省的自然人口开始负增长。
中部六省的情况类似，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山西六个大省在2023年全部负增长。2024年中部局面稍微好了一些，安徽的常住人口由负转正，增加了两万人。河南、湖南、湖北的人口减少规模有所收窄，但江西、山西的人口减少规模则扩大了一点。
从中部六省的数据可以看出，自然人口减少和人口净流出是主要因素。例如，湖南省2023年自然人口减少了20.3万人，2024年减少了11.1万人。湖北省过去两年人口减少基本是由于自然人口减少所致，实际上有净流入。河南省过去四年常住人口合计减少了156万人，但其自然人口2022年才开始减少，意味着过去四年河南省有超150万净流出。
从当下的结婚人数来看，接下来的新生儿数量下降空间依旧很大。民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对数610.6万对，创45年来新低。尽管今年上半年结婚对数出现了阶段性反弹，但仍低于2023年上半年，处在历史低水平。全国通办等政策虽激活了部分“潜在结婚存量”，但本质是将长期分散的登记需求在短期内集中释放，存在向未来“借量”的属性。
制约结婚率的因素包括适龄结婚对数减少、男女人数严重失调、结婚年龄推迟以及婚恋观转变。随着物质文明达到一定高度后，更多人追求自我实现，婚姻从“人生必选项”转向“可选项”。高房价、高租金以及生活成本的高昂也制约着年轻人对结婚望而生畏。
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结婚率和出生率不断下降，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对社会而言，需正视人口结构变迁的不可逆性，通过系统性政策创新缓解民生压力，同时接纳家庭模式多元化趋势。对个体而言，婚姻选择应回归理性务实，在自我实现与社会责任间寻求平衡。这场调整不仅关乎个人幸福，更是中国应对深度老龄化、重构社会发展逻辑的关键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