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的“减负”，却变成了不堪重负。西安市民孙女士的抱怨反映了无数家长的心声：为了完成孩子的作业，家长们不得不在打印店之间奔波，不仅增加了经济成本，还要应对不同老师分散发布的作业通知。今年秋季，全国多地推出“严禁教辅进校园”政策，本意是减轻学生负担，但结果却让家长们的负担从孩子的书包转移到了打印店。教辅书变成了散落的A4纸，这种负担转移使得政策初衷与现实执行之间出现了巨大落差。
教师群体也面临困境。他们既要严格遵守政策规定，又不得不通过零碎打印作业来弥补教辅缺失，确保教学质量。这种做法使得政策执行从减轻负担变成了转移负担甚至加重负担，从规范教学秩序变成了制造新的混乱。
教育改革的初衷是为了优化教育环境，但在个别地区执行过程中演变成了一场家校之间的“猫鼠游戏”。这种政策与实际需求脱节的现状最终受苦的是学生和家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当地减负政策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还是仅仅将负担从一处转移到了另一处。
打印作业的泛滥不仅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制造了新的问题。当300页的练习题被拆分成单面打印的散页时，学生难以系统复习，教师难以统一讲解，家长更是疲于整理。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方式严重破坏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尤其对低年级学生构建知识框架尤为不利。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变相作业加剧了教育不公平，导致无暇顾及的家长可能让孩子处于劣势地位。这种将政策执行沦为形式合规、将教育过程变成低效内耗的做法让我们不得不追问：这样的减负，究竟减轻了谁的负担？显然，谁都没有从中受益，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疲惫与无奈。
减负不是简单的做减法，而是需要做系统的加减法。教辅不应一禁了之，而应建立教辅准入机制，通过审定推荐优质教辅，既满足教学需求又能避免乱象。学校可以探索电子化作业平台，减少纸质打印的浪费和负担。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以升学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让减负政策真正回归教育的本质。教育改革的深水区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禁止，而是智慧的疏导。唯有如此，才能让减负政策真正惠及学生、家长和教师，而非在合规的假象之下制造新的内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