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就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家族信托案作出判决，针对许家印名下资产作出全球禁制令，明确禁止其处置全球范围内价值上限为7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50亿元）的资产，并将其通过离岸家族信托持有的财产一并纳入接管范围。这一判决打破了人们对“海外信托绝对安全”的幻想。
中国恒大的清盘人要求冻结的许家印家族资产涉及33家境外公司和7个以许家印本人或境外名义公司开设的银行账户。在本次判决中，香港高等法院允许中国恒大的清盘人接管上述境外公司，相关银行账号均已被冻结。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中，有中国银行香港、汇丰银行、星展银行的账号是许家印直接实名持有。另外还有4个工商银行的账户，分别通过4家境外公司持有，其中两家公司背后实控人为许家印，另外两家实控人为丁玉梅。
中国恒大的清盘人接管的许家印资产包括位于中国香港、英国、美国的多处物业，以及私人飞机、豪车、游艇等。具体来说，包括两辆劳斯莱斯幻影，车牌分别为中国内地车牌粤A98888、中国香港车牌HD3333，3333是此前中国恒大的股票代码。33家境外公司分布在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地，部分由许家印直接持有，部分由许家印前妻丁玉梅持有，还有一家公司英属维京群岛公司为许家印的儿子持有。
此前，香港高等法院同意了中国恒大的清盘人的请求，要求许家印必须向清盘人告知其所有单项价值不低于5万港元的资产及是否已被出售等情况。但许家印未遵守上述资产披露命令。因此，中国恒大的清盘人在今年4月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接管许家印相关的全部资产。8月25日，中国恒大已在港交所正式摘牌退市。
许家印和丁玉梅夫妇早在恒大暴雷之前据传已为子女搭建起庞大的离岸信托架构。他们在2019年前后在美国设立了高达23亿美元💵的单一家庭信托基金，指定两名儿子为受益人。巨额信托资金主要来源是许家印夫妇多年来从恒大获取的股息分红和套现所得。自恒大上市以来（2009～2022年），许家印和丁玉梅合计分得红利逾500亿元人民币。
通过恒大红筹架构，这些利润以股息形式层层上划至许家印夫妇控制的离岸公司账户，最终转移出境注入海外信托。信托设立的表面目的是实现家族财富的跨代传承和资产保护，使家族资产在债务风险来临时能够隔离于债务人的责任范围之外。许家印在规划信托时对两个儿子的安排各有侧重，长子许智健只能定期领取信托收益，不得动用本金，而本金则留待孙辈继承。相较之下，次子许滕鹤并未获得同等信托安排。2023年，他因恒大财富事件被内地部门带走调查。而长子许智健虽有离岸信托“防火墙”，却仍被香港清盘人起诉并冻结全球资产——信托终究未能挡住法律和债务风暴的穿透。
香港法院之所以能够击穿许家印精心构筑的家族信托屏障，靠的是四大法理支柱的支撑和综合运用。首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Substance over Form）。法院坚持透过信托的法律形式审查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和控制权。如果发现信托的设立仅仅是债务人用来掩盖实际支配权、规避债务的工具，则可认定其为“虚假信托”而不予法律承认。在许家印案中，法院通过调查信托文件和资产运作，怀疑许家印作为委托人仍对信托财产保有实质控制。此类离岸家族信托往往赋予委托人过多权力（投资决策权、撤销权、更换受益人等）。若委托人对信托资产依然呼风唤雨，如同自家账户，则信托名义上的独立性形同虚设。香港法官据此揭开信托的合法面纱，直指其本质，认定许家印家族信托更像是委托人的延伸而非真正独立的财产主体。
其次，欺诈性资产转移原则（Fraudulent Conveyance）。香港《破产条例》等法规明确规定：任何意在损害、迟延或欺骗现有或未来债权人的资产转移行为均属无效，法院有权予以撤销。判断关键在于信托设立时的时间点和财务状况。许家印案件中，清盘人提供的证据显示，恒大早在2017年便埋下巨额财务黑洞，之后数年公司仍大规模对外分红。许家印作为实控人对此了然于胸，却仍在危机爆发前夕将巨额个人资产匆忙注入海外信托。法院认定这一系列操作符合欺诈性转移的典型特征，许家印将资产转入信托的行为被裁定为可撤销的恶意转让。法律不允许债务人“一边欠着巨债，一边用信托为自己和家人保留巨额财富”。
第三，信托独立性缺失造成的隔离功能丧失。家族信托之所以具有资产隔离功能，前提是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独立管理，委托人和受益人均不得随意支配信托资产。然而在许家印案中，法院认定该信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真实性质。许家印作为委托人疑似过度保留控制权，使得受托人沦为傀儡，信托财产实际仍由许氏家族掌控。这种情况下，信托形式上的法律独立性被法院否定：信托资产被视为委托人实际可支配的个人资产，应当对其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法官强调，信托不能成为债务人的“避风港”，在恒大案中许家印借信托之名行自益之实。失去独立性的信托不再享有法律庇护，其财产与委托人固有财产无异，理应纳入清算范围。
最后，债权人保护优先的公共政策原则。香港作为普通法法域，历来重视在破产清盘程序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在许家印案中，法院明确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在涉及大规模债务危机时，保护债权人免受不诚实债务人侵害是一项优先的公共政策考量。信托制度固然有其合法目的和功能，但当其被滥用于逃避债务时，法院会倾向于突破信托的表层结构，以维护司法公正和商业信用。
一直以来，家族信托的重要优势在于，委托人可以借助信托资产的独立性来隔离风险，避免企业经营风险、婚姻风险等导致的家族财产分割问题。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过家族信托被击穿的案例。此前俏江南创始人张兰设立在境外的家族信托就曾经被击穿。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虽然有关资金在家族信托名下，但张兰为该等资金的实际权利人，张兰设立该家族信托的目的在于规避债权人对其名下财产的执行或索赔。
大成律师事务所家族办公室法律中心执行主任王旭律师认为，应当从两个层面来看待信托被击穿的问题。法律设计层面，当委托人在信托契约或信托架构上保留了对信托财产的过多控制权，且权利保留导致信托财产能够被委托人自由支配，信托被击穿的可能性明显增加。多位律师认为，作为一起复杂的跨境案件，许家印家族离岸信托将去向何方，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接管人后续的调查结果，以及香港与美国法院在跨境司法协作中的合作与博弈。无论如何，香港高等法院的此次裁决，已经以其强大的穿透力，刷新了市场对离岸信托安全性的认知，其后续发展备受关注。
